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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戎纪实》毛高畴自序
发表时间:2007/4/22 0:17:21     文章来源:竹子正在给逝世的爸爸整理此草稿。爸爸的诗稿已经完稿,诗间加入的纪实稿竹子正在收集整理写作欢迎爸爸的战友同事提供信息      文章作者:毛高畴     浏览次数: 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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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戎纪实肺腑心声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图为我的爸爸毛高畴从部队转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同学们的照片.我的爸爸毛高畴是第一排右二.爸爸那会儿风华正茂,在同学为众多的大学老师和大学毕业生的班里脱颖而出,成为受到中央表彰的高才生.爸爸本来可留京,可是一腔热血自愿支边.爸爸没有想到,前路上,等待自己的是风是雨是雷是电;来路上,等待自己的更疯狂血腥凄风惨雨。)

自序:吾将上下而求索
便从巴峡穿巫峡,直下襄阳向洛阳
          
我叫毛高畴,号鼎明,笔名巴人、大巴山人、毛苇,苇子、高天苇地、青藏孤客、河湟浪人、东方散人、昆仑逸客等。 江山有巴蜀,栋梁有齐梁
   五十七年前,我是大巴深山紫阳县的一名青年学生。我是毛家幺儿子,按大巴商家习俗“传家传幺儿”。我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毛和兴老商号的“准掌柜”。用我们大巴山话说我就是毛和兴老商号的当家的,拥有商号庞大的资产和三十六担稞的地租,十几处庄园的经营权,两个大竹园的继承权。为什么在紫阳还没有真正解放,蒋家王朝还没有被颠覆,且就在重庆--重庆和紫阳近在咫尺,当年紫阳人到西安要翻秦岭需走漫漫一千多公里,而去重庆只二百多公里。故而紫阳不近省会西安近重庆,也是一奇事。为何在紫阳还没解放,反动势力还很猖獗,我就敢于放弃这一切,背叛家人偷偷率领一帮大巴山美少年离家出走,成为紫阳第一批参军五十五师军干校的领头人呢?这在亲友的眼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
而我也感觉这是一个我生命中的谜,因为常常的,我感觉自己被神秘大力夹持,身不由已。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我走的,是毛家家族人唯一的一条生路。
当然,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走的,是大巴山地主商家后裔唯一的一条生路。
我的身后,滚滚汉水湮没了多少大巴山俊杰,滚滚任河吞食了多少大巴山美少年。其中包括我的多少位亲人:仅紫阳中学三届毕业生一百多学生就,被吞食的就有王基康、张泰和、毛高圆等;老师与亲人:田不息、梁金榜等。短短的二十一年后我回大巴山中,毛和兴老商号一大家子人居然只剩一个二嫂和一大帮骨瘦如柴的娃儿。另有一个嫁入深山的幺姐还活着。而我的亲友们更是大多烟消云散。
可是,我带领这些美少年走的这条唯一的生路上有是有多少的艰难坎险风雨雷电呀!
这条大巴山人人人羡慕的离家出走的唯一的生路上,这条大巴山富家子弟眼里唯一的生路上,有多少大巴山美少年纷纷倒下,走到最后,在尸骨累累的西藏高原,原来还有一个杜大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恪守着,居然像个孤家寡人,独立宇宙之巅。
回忆往事,我真是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这些大巴深山中的娃儿,懵懵懂懂,啥也不懂,我们没有和内地的青年一般公开地参加革命,也不明白当局说我们:“骨子里已经赤化”。后来我才明白此中深意.
原来,我曾上的紫阳县芭蕉口小学,解放后我才知道是陕西省安康地区的革命据点。
原来,1939年秋,来到我校教书的神秘老师刘华,真的是个地下党。那时只是传说是地下党。那时的我更不晓得解放后刘华会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礼宾司的司长。
这么大的人物刘华那时就是小小的紫阳县芭蕉口小学一位普通的教师。
原来,刘华是中共安康地委委员派到芭蕉小学的。那时,我发现教师吴仲璧、学生胡琛--我的干哥、工读生罗鸿忠经常在一起烤火,原来他们都是党员,而且那三人都是刘华发展的,他们就在我的“眼皮下面”--我和胡琛经常在一起,建立了紫阳县第一个党小组,我居然不知道,可笑吗?
而更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就1940年的2月至5月间,我发现晚上在一起烤火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神秘的影响整个紫阳县进程的大事件就发生在小小的我的身边,紫阳的近代史就在我的身边演绎,而我却傻乎乎。浑然不觉。解放后,许多的事情,我才知道。
原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侵占了和安康近在咫尺的鄂西北,直逼安康地委机关--紫阳县隶属安康地委。在这紧要关头,安康地委机关悄悄地迁搬到了大巴山深处的芭蕉小学--我的母校。
胡琛组织大家烤火时,常叫我:“小毛去睡觉!”常叫醒我:“小毛起来,去门口望着,有人来了咳三声。”胡琛之所以叫我的咳三声,是知道我有时喜咳一声嗽,故而让我咳三声嗽。
有一次,胡琛叫我的看门的房子是一个套间,也有一个火炉坑。有一次,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从哪以后胡琛再没叫我看过门。我并不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会。更不知道这会是关乎他们生死的会议。
我并不知,那就是安康地委机关会要召开了。他们是要在紫阳与岚皋的大巴山深处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地。
  接着,小学又来了刘文彬和罗功远两位老师,晚上烤火的人又多了两位,我那时,哪里知道刘文棚是安康地委书记,罗功远老师是共产党员罗功远。他们来我校教书,只是以职业为掩护,在学生及学生家长中开展工作。
  堂堂的中共安康地委机关秘密地设在我们身边,并在悄无声息地在火炉坑边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可是,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娃儿就做着党让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1940年春,刘华等老师、学生会主席胡琛等学生组织我们芭蕉口小学的师生“春游”,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次春游是中共安康地委领导人组织的。宣传的是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我们是全然蒙在鼓里,只知道是学校组织我们参加的活动。我们到任河沿岸的高桥、高滩、毛坝关、盘厢河、瓦庙子、铁佛等地演节目、挂壁报、写标语,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还有“实行减租减息”等。我们班上演的节目是合唱加舞蹈《松花江上》,刘华是导演,胡琛是指挥,我是二胡伴奏,姜道重是合唱队领诵。我的一路走过,使沉寂的任河流域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
  时隔不久,有些标语被国民党安康专员杭毅和紫阳县长陈伟器在视察中发现。返回学校,胡琛就带领我们发起反校董姜东周贪污学款的斗争。姜东周向县府报告了刘文彬等人的“可疑行动”。
  当时芭蕉中学的校长叫田不息。田不息的父亲田平洲是高桥两大首富之一,是著名的开明绅士--后在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惨杀。田不息是我二哥毛高圆在紫阳中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上学时,田不息就特别佩服我的二哥毛高圆。那时的田不息哪里会明白,他和毛高圆会是同命鬼,是冥冥中的力量让他们惺惺相惜。
  田不息和我接触没几个回合,当下就认定我是他认识的青年学生中最才华横溢的一位。田不息一听说我是毛高圆的弟弟,便说:“难怪!那硬是好哥无撇弟!那硬是栋梁之才!”田不息看我每次考试都成绩优秀,分数在全年级遥遥领先,田不息便特别重视我。田不息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一下子就将我从三年级跳到六年级。现在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上学还可一下子连着"三级跳"的.可那时就田校长就是这样安排我的。
  跳级后我其它功课还好,就是数学跟不上,我的二哥毛高圆和干哥胡琛就经常给我辅导数学。
  
胡琛原名叫胡春贵。胡琛和我一样是紫阳县高滩镇人。胡琛的父亲早死。胡琛的母亲又与大儿子分家,就住在我家毛和兴老商号门前小街的斜对面,靠卖豆腐为生,养活小儿子胡琛。
我叫胡琛为干哥。这是因为我父亲毛远稚是胡琛的干老子。大巴山娃儿生下后,娃儿父亲走出家门遇到的第一个年长男人便是娃儿的干老子。胡春贵的父亲倒头就拜,于是我一生下来,就有胡春贵做我的干哥。胡春贵总是调侃,说他家是毛家的最穷的亲戚。而我的父亲毛远稚不但嫌弃胡春贵穷,反而十分喜欢胡春贵。故而胡春贵的许多的时光都是在毛和兴老商号度过的。
那时我并不明白我的胡春贵干哥。只是感觉他神秘兮兮的。每次烤火时,他叫我去睡觉,我就感觉他的嘴角,有一抹不可探测的神秘莫测,但那时我也没有多想。解放后我才知道胡琛那会儿就已经加入了地下党,芭蕉中学的几位年轻老师刘华等都是地下党员。而田不息是不是地下党员我不知道,但是田不息绝对是一个忧国忧民襟怀博大目光远大的爱国人士。
  那时的我们整天受着共产主义的教育,并不知道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知道是爱国主义教育,更不知道在共产党的革命据点就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家庭成份商人地主的孩子们,我们的老师们只是对我们进行“赤化教育”,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并且不吸收我们加入组织。所以那时的我们整个地被蒙在一个大大的鼓里。鼓被敲得震天响,我们在鼓里疯狂舞动,却不知道为谁疯狂为谁痴醉,为谁全心身投入。
  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现在才明白为何当局要说我们已经被赤化。这可真是“不识‘芭蕉’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
  我和胡琛在高滩就是最好的玩伴,去芭蕉镇上学更是经常结伴儿,在学校读书时我俩经常睡在一个被窝儿里。
  记得我小时大巴山匪患连绵,商家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因是毛和兴的小掌柜,故而从小就是棒佬儿眼中最值钱的"肉票",整日东躲西藏.我的母亲蕈子常叫我跑到胡琛家去躲藏。
(我爸爸毛高畴(右一,着浅中山服者)在人大读书时和同学们一起到京效的公园游玩.)
  有一次我背上家里的贵重东西、背脚子背了十几床被子送我到胡琛家躲藏。胡琛家条件差,把我都冻感冒发高烧了,我都不晓得把我带去的被子打开盖,真是蠢呀!
  我更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这样好,可是后来胡琛却把我蒙在鼓里。当然,胡琛经常正而八经地地对我讲许多的道理对我进行“爱国”教育。
  有一天,我记得是1940年5月13日,我们正在上课,国民党紫阳县县长陈伟器带保安队到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制造了紫阳历史上著名的“芭蕉口事件”。
  国民党突然包围了我们的学校和教室,说是镇压共产党,比我高年级的姜道重--我的担挑、杜大受等学生当时都莫名其妙:我们这里还有共产党?有没有搞错?是指的老师?还是指的同学?正在我们迷惑四顾之时,只见我们的老师刘华“嗖”一声从窗中逃跑,又见我们的老师刘文彬、我的干哥胡琛、我的老师吴仲璧、王崇法等也跟着逃跑。
  后来我才知道,路上刘华、刘文彬受伤。我的干哥胡琛掩护刘华等人沿着任河逃到毛坝,多亏著名开明绅士朱鹤年先生营救。逃跑过程中,据说朱家人还护送刘华到我娃娃亲徐家住过一晚上。朱鹤年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徐馨儿的幺妹徐贵儿的公公。刘华等在朱鹤年家养伤,在朱鹤年一家的掩护下安全逃往延安。朱鹤年当时的是毛坝区区长。朱鹤年一家是紫阳县最早接受革命的著名绅士。陕西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三青”之一朱茂清,便是朱鹤年是亲亲的幺弟(?)。故而朱鹤年一家靠近“赤”者“红”。
   当然,也正是因为朱鹤年一家近共产党,解放初,朱鹤年一家差点被当地的国民党政府灭门。而朱鹤年家也出了紫阳第一批革命烈士中职位最高的一位——毛坝叛乱时牺牲区长朱耳昌是朱鹤年的儿子。朱耳昌紫阳还没有解放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深受亲二叔朱茂清的影响。
  胡琛逃走后生死不明,杳无音讯,胡母整日以泪洗面。胡母可能以为儿子已离世,从此一蹶不振。胡母原来经常到毛和兴老商号来串门。可是儿子失踪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没有来过我家,让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解放后我才知道:胡琛并没有死,而是跟着刘华逃往延安,并在延安上了大学,后被派到东北现内蒙赤峰一带,以赤峰区长、赤峰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解放初期胡琛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割头悬城示众。
  芭蕉口小学现有中共安康地委机关遗址碑记。证明着我说的一切不是梦。
  芭蕉口小学的地址原是在芭蕉口街北高台上,而不是现在的地址,现址是1989年安康水灾后迁。,
  我小学毕业后,因为我是毛和兴老商号的继承人,父亲身体不好,跑不动了,便不再让我上学。我开始学做生意。当时正是乱世,我像一个疯子一般奔波出没在大巴深山的山路水道中,开始做亏了几笔生意,后来因为放排运竹子到安康码头换服装布匹而转亏为盈,并从此生意入门。
  要说我参军,我还有一次被抓丁的经历呢!
  有一次我去万源做生意。我和高滩镇老商号茂盛秀的当家人王华国同行。王华国是我妹妹毛婳儿的未婚夫。王华国的父辈两兄弟王兴伯王足三是高滩首富之一,拥有二百多担课地租和古老的大商号茂盛秀--现在王家的大仓库仍在,重重叠叠,仍能窥出茂盛秀曾经的繁荣。王家女子嫁到紫阳商会会长、湖北同乡会长吴毅臣家。
  我和王华国的从毛坝往高滩赶,走到白鹤,王华国说有事儿让我先回,我独自走在山路上,却被突然冒出的团练抓了壮丁。后来我猜想这是一个阴谋,因为王华国做生意时欠我一背脚油不还,被混迹江湖的大土匪王保安无意间听说,打报不平,我浑然不知,王华国反而记恨于我。王华国的大哥王秉国是高滩的保长,而抓壮丁多是保长指使的。
我的母亲蕈子担心我的安危,哭得眼睛流血。我大哥毛高归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替我去当兵,我才得以脱身回家。为了逃抓壮丁,我的父亲毛远稚这才同意我继续读学,但是学费要求我自筹。
大家都想不通,国民党抓兵我千万百计逃脱,可是后来共产党招兵,我不但自己离家出走去参军,而且还率领大巴山一百多位美少年离有出走去参军。
  
  正当我怕再次被抓丁,父亲终于同意我继续上学。
  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开展,近在咫尺的重庆成为蒋家王朝的首都,越来越多的巨商巨儒隐居大巴深山,这极大地促进了紫阳的发展。紫阳有史以来建立了第一所中学:紫阳中学。已经召收了两届初中生。我使报名参加了第三届初中生入学招考,我考了前五名,被录取,我成了紫阳初中的学生,三五级的班长。解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我平生最爱读书不爱做生意。
  那时的紫阳县,虽然在匪乱兵患中飘摇沉浮,但因为全国战乱,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蒋家王朝迁到重庆,而与重庆近在咫尺的陕西紫阳大巴深山---紫阳县离重庆只有两百来公里,就成了国民党要员的政治庇护地。中国一大批开明儒商退隐紫阳,中国一大批留学归来、北大青华名校毕业的优秀进步教师进驻紫阳。战乱使紫阳县成了当时的“世外桃园”。战乱给小小的紫阳落后的紫阳封闭的紫阳带来从古没有的发展机遇。小小的山城紫阳县教育呈史所没有的蓬勃发展之势。紫阳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办起了中学。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弥足珍贵地才45名。第二批初中毕业生同样弥足珍贵地才40多名。而我属于是紫阳中学的第三批学生,学生也只招收了50多名,学到最后也只剩了40多名。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异,紫阳县有史以来几百年几千年来百万人千万人中仅出现了一百二十多名初中毕业生。
(此老照片为毛高畴和人俊才杰的二哥毛高圆。毛高圆为紫阳中学第一届也就是三三级中的佼佼者。谁也没有想到毛家风度翩翩的二公子毛高圆会被判死刑。毛高圆被执行死刑那天,紫阳万人空巷,喊打倒声山呼海啸。而毛高圆的尸体被滚滚汉水冲走,更是成了毛高畴心里最深的疼。)
  我的二哥毛高圆属于第一批学生中的佼佼者,而我属于第三批学生中的佼佼者---当时我是班里的班长。而能考到安康上高中的更是风毛麟角。
  我的二哥高滩的毛高圆、白鹤的王基安、王基础(?)、岚皋的杜大受、洞河的张春洲、白鹤的徐隆坤考上了安康高中,我的堂二哥毛高济、我的挑担朱耳昌、我的大嫂的哥哥唐波清(?唐禹成?)、我的准二姐夫的哥哥刘守根等均考上了国民党黄埔军校,刘守根的弟弟考上西北大学(?)。我后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我们是紫阳山城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公办教育培养送出去的第一批高中生、大专生、大学生、研究生。
  我们这些学生娃儿个个纯朴执著,刻苦好学,加之大都爱过良好的私垫教育,一心想成为中华的栋梁之材,救国救民。特别是我,精气神俱备,志存高远,整日渴望“大风雷雨弗迷”,为饱经沧桑饱受凌侮的祖国奉献自已。我们跟着老师每天默念的是:“爱天下人民,视天下安危为己任。”我们经常用凉水冲澡,在冰冷的汉水中游泳,在大巴山潮湿的教室里刻苦攻读。
  当时我只知道紫阳中学的校长姚宜民是一个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姚校长是留日大学生,因不满日本当局的“侵华教育”愤而回国,想以教育救国。姚宜民因为是杨虎城将军的日语教师而闻名四川、陕西、湖北等省,曾在西安、安康等地重点学校任要职,避战乱回到紫阳县。姚宜民校长对我们的革命教育潜移默化,使我们的爱国热情日积月累,历久弥新。
  高滩的杨实失踪多年,那几年突然神秘出现在紫阳县城,每次来都住在姚校长家。我只是对从姚校长家出出进进进的场实很好奇,因为杨实也是我的高滩人。杨实的神秘失踪在高滩很轰动的。现在这个杨实又神秘冒出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实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我才知道,杨实是共产党派到紫阳县搞地下工作负责策反的。杨实是我们大巴山区名符其实的杨子荣,只是当时没有人用写出小说。杨实是姚宜民校长家的亲威。以前杨实是在姚宜民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解放初杨实是在姚宜民的掩护下开展策反工作。杨实为紫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
  而姚宜民动员我们学生们回家动员家长拥护共产党,动员家长们交田交地,动员学生的家长们和八六道河的武装头子交涉,给他们讲道理讲利弊,便他们放下武器,姚校长为紫阳和平解放同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为紫阳中学的学生均是紫阳大户人家的孩子:紫阳县三大首富:吴毅臣、张胖子、聂敏章,高桥镇首富刘守根、田屏洲、高滩镇首富毛远稚和王兴伯、王足三哥俩、米家坡保长毛鹏九、渔溪河首富姜惠明、毛坝首户谢某某、毛坝朱盘乡首户朱鹤年、高滩后面张保周、白鹤首富王子明、徐树棠三兄弟、洞河首户张宝麟家族、陈氏家族,瓦庙子首富贺兰泉四大房、高桥铁佛寺梁平州、毛坝首富谢治安等等大族家的儿娃子大多都是紫阳中学的学生。姚宜民这一举真可谓谓纲举目张。姚宜民的在紫阳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真可谓无人可以替代。

  由于杨实发动各方力量给当地各路武装做思想工作,姚宜民发动学生给自己的家长做思想工作---紫阳中学的学生不仅是紫阳商人、绅士的孩子,更是政要的孩子,完全可以说:紫阳中学为紫阳和平解放打下重要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九军五五师进驻紫阳,大小土匪投降,商人绅士山民打着锣鼓夹道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九军五五师,五十七师(?),紫阳宣布和平解放。
  但紫阳政治形势仍相当复杂,数股土匪仍在深山中流蹿,后来在瓦庙子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以瓦庙子大地主贺兰泉和毛坝土匪头子李静山等为首的土匪暴乱,打死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好几十人。我的同学邓泽仁和准挑担朱耳昌--都牺牲在那次暴乱中。
  这个朱耳昌就是上面提到的毛坝区长朱鹤年的儿子。朱耳昌是我地下党员,九八军逃跑过紫阳时率国民党许多人起义,交电台交枪,是革命的有功人士,牺牲前任毛坝区区长。
  朱耳昌还是毛家老亲姜惠明的女婿--我的奶奶姓姜。朱耳昌妻子姜某某是毛高畴妻子徐馨儿姐夫的姐妹。
  那一次土改工作组人员牺牲后,其中邓泽仁、阮某某从白鹤山路用担架抬下来,我的未婚妻徐馨儿见证了这一切。其中牺牲队员阮某某按大巴山风俗独自丘在从白鹤到高滩的路边,很长时间,那硬是把过路人吓得魂飞魄散。后来,紫阳县在县城北山上建了烈士陵园,可是许多家里都不同意移坟,所以烈士陵园大多数坟都是空坟。烈士的灵魂大多都点藏在大巴山家族墓地中。比如朱耳昌在朱盘乡,比如阮某某在阮家厂。
  
  在二哥毛高圆、同学杨实和校长姚宜民的热情指导和鼓励下,我和同学程定敏首批报名参了军。当时大部队已走,我们两个热血青年,带领一帮高滩热血青年,背弃亲人,离家出走,从高滩走到紫阳,我们的队伍已壮大到几十人,从紫阳走到西乡,我们的队伍已麻糖裹芝麻一般越走越大壮大到一百多人。
  到了西乡的五十五师政治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经过考试入校.到班里报道时,我才发现我们班的学员五花八门,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文化程度有大学有高中有初中有小学,那硬是安康精英“大杂汇”,那硬是一个一个激情飞杨,热血沸腾。
  在西乡的政治文化艺术干部学习一年结业后,我到了镇巴,我被分配到一六三团政治处,曾任直工股任见习员,政治工作员,主任文化教导员,团干部处助理员。
  镇巴是我刚生下来半岁时,我的父亲毛远稚被侯三蹶绑架九死一生的地方。当年,刘国鼎--的父亲也被绑架,结果刘家赎回的是一具草席裹着的尸体,刘家剩下一包孤儿。刘国鼎后来成为我的三姐夫。我的父亲多亏我的母亲覃子、二叔毛京九、毛清风鼎力相救,四处活动,才活着赎回。我父被赎回后,毛家转商为家,把所有的铺面都租出去,举家到任河对面的山里石垣墙务农,九年后才元气恢复,又搬回高滩镇子住。我没有想到我是以这种方式来到这片紫阳多少商家的丧命地,毛家的伤心地。
  当年,我们奉命奔赴朝鲜战场,先是五十五师各团从四面八在西乡大汇合,我那时才知道五十五师到底有多大。那硬是有上万人哪!然后我们“千里行军”走到宝鸡凤翔。等待上朝鲜战场以身报国。
  终于有一晚军号声响,我们热血沸腾地跳起来几分钟内就登上了十几辆闷罐车,意气风发奔赴朝鲜战场。可是走了一阵子,我从车缝里望北斗星,忽然发现方向不对,心里顿时谜团阵阵阵。到了林家崖子,部队才临时通知我们:部队不是奔赴朝鲜战场而是奔赴青藏高原,是去和驻青海的“天下第一军”换房守青藏边防,由“天下第一军”上朝鲜去打败美帝野心狼。
  我和战友们一心想上朝鲜战场的,没想到却是开向青藏高原。一时间我们牢骚满腹。部队又派来竹板宣传队来做大伙儿的思想工作。竹板宣传员编出这样的顺口溜来动员我们,其中有我的妻哥徐隆坤。英俊的徐隆坤在人群中很引人注目。现在想起来,那顺口溜写得牛头不对马嘴,但当时听起来,还很上口,很有说服力。
叫一声,同志哥,可知道,西藏现在还没有解放;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历来尸体无遮挡。叫一声,同志哥,可知道,青海头,道又险,路又荒,多少马家军山里藏。叫一声,同志哥,可知道,当年的红四方面军,甘青全军覆没把命丧。战士活埋有多少,天灯抽肠狼狗扯;营团烈士打成草剁子,老蒋那里换奖赏;妇女装麻袋里,犒劳马匪家里扛;军长四人人头浸泡药水中,转送兰州想送中央。叫一声,同志哥,青海头,不是战场胜战场。是战场,又看不见;是战场;又摸不着,当心流沙暴卵冰崩雪崩山上石。当心冷枪冷箭冷石沟里搡。险情多,路漫长,艰巨任务肩上扛。朝鲜战场守国门,青藏战场守边防。比艰巨,更艰巨;比坎险,更坎险,祖国人民心里装。叫一声,同志哥,莫心伤,报国何处不战场,另种战备另种战场,意气风发奔青藏,献身人民献身党。叫一声,同志哥,青山何外不埋忠骨?荒原何处不把壮士藏!
  我们先是到了兰州,然后坐兰州军区的军车到青海。过湟水河时下车坐羊皮筏子。然后再转青海军区派来的军车。当时我被分配驻守在甘青交界,也就是青藏高原的东大门民和享堂镇。
享堂基地很宏伟,住了好多的五十五师战士。
  在享堂我们的经历更是一言难尽:我到循化平叛,到大通平叛,护送班禅进藏。
  我们到兰州参加演习。
  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全军扫盲运动。
  我申请入党,部队派人去大巴山调查,成份不好的母亲可能是不愿成我的后腿,悲壮地选择了死。
  接到母亲去世的信,我正是党的预备期,我向组织汇报。
  当时是徐政委(?)。我对徐政委说;我母亲成份不好,她老人家死了我一点不伤心,一点也不悲痛,一点也不痛苦。她老人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成份地主,又是毛和兴的管家婆,是劳动人民的对头,死有余辜,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一点都不伤心。我决定不回去参加葬礼。我准备给二哥写信或带信,让他把母亲甩进汉水冲走就是了,冲到哪里就算哪里,万一被冲上岩,被野狗拖被野狼扯,那也是她罪有应得,谁让她曾经剥削过人民呢。说着,我昏倒了。徐政委马上派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几天几夜守在的我的床前。几天后我醒了,看到徐政委,我就哭。
我连着二十多天的吃不下喝进,夜不能寐,二十多天后,我的眼睛出血。
  那一次,我以为我快死了。我不去医院,我躺在家里等死。我的眼前一片血红。我难道真的要死了吗。我心恢意冷,我追求了半天,才是一个预备党员,别人成份好,预备期一年,我二年,可是现在我不坚强,为了母亲,几次病倒,我的预备党员也完了。那时的我除了理想,心底里还有母亲。我爱我的母亲,我是一个大孝子。可是现在母亲走了,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我多想给母亲寄点钱回家安葬母亲,我知道二哥工资低,生存都很困难,哪有钱安葬母亲。
  可是,我那时刚结婚一年,又生了大女儿,我身上没有钱。我不知道大巴山母亲怎么下葬。我不知道我回不去大巴山亲人们怎么骂我。一切我都不用管了,因为我不想活了。我一生最痛母亲,母亲也最疼我,母样才我的一切。现在母亲死了,我也快死了。我生着不能再见母亲,死了就可以再见了。
  我没有想到,部队的领导徐政委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不仅到医院来守护我关心我。他不嫌我母亲的成份地主,还多次来看我,不仅送我到医院,还亲自来守护我,还亲自来照顾我。
我病了梦里呼我妈妈,徐政委没有告状也没有批评我。
  听说我家下葬母亲有困难,徐某某还特批的八十元钱,亲自给我寄回大巴山老家,做为母亲的安葬费。
  我一直在想,我实际上是抛弃了亲母亲,而部队却像母亲一样地接纳了我。
  由于组织的关照,我这个失去母亲的儿子终于大难不死,又活了过来。
  这期间我入党,别人预备期一年,我两年,因为我家成份不好。
  我和我的妻哥徐隆昆都在这场扫盲运动中立了几次战功。
  我转业上中国人民大学后,我的战友张茂泉又到西藏平叛,和印度军做战,我们不是在正面战场上,可是我们的战场比正面还要复杂:我们的哨兵被割去头,我们的首长被暗杀,我们演习的路上失去战友,我们的派到寺院的干部莫名其妙地失踪。
  最让我们生气的是常常的我们找不到敌人,有气没地撤有火没地发。我们真是羡慕死了能上战场的“天下第一军”。
  当然也有让我们难忘的事情。比如被秘派护送席仲勋进青,护送班禅进藏等等。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民和享堂投入了是轰轰烈烈的军队扫盲运动。我和妻哥徐隆坤分别获立了二等功三等功。
  1957年,我转业青海。从青藏高原的最东头的民和享堂转业到青海省农林厅人事处工作。
  农林厅把我们几个刚从部队下来的年轻人分配到几大农学院、农科院搞反右运动。记得当时有农科院有的一个年轻女子X,父亲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行长一类的大官。X嘴能说得很,让给党提意见,给毛主席提意见,X就提了一大堆。组织上让我对她进行教育,并整理料资,我实事求是地整理,并做她的工作,让她写检讨书,希望能为她解脱,没想到仍是判了刑。那女的以为是我把她送进狱中。
  同年8月,农林厅派我到外地出差。有一天,我忽接到农林厅给我拍的加急电报,让我火速乘飞机返西宁。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急事需要我坐飞机速返西宁。那时的我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因为我家里成份不好,我的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我不敢坐飞机,我连夜转几次火车返回西宁。才知道有天大的好事在等我。被组织上推荐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
  同时推荐的还有后来民院院长马诚,后来的畜牧厅长朱光。当时青海省长亲自召集我们到省委座谈。省长说:“组织上把你们三个从全省的优秀青年中像选女婿一般千挑万选地选出来,你们一定不要辜负青海人民的期望,你们一定要为青海人民争光!”
  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我发现班里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是大学老师和大学毕业生回炉。我还发现中国人民大学有研究生班。我就要求考入研究生班。一年后,经过考试,我们的一小部分人成绩合格,又升入到研究生班学习。当时同时参研的同学有许多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他们都没有考上,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学生居然考过了他们,我考上了!这让我十分自豪。我为农林厅争了光!我为青海省争了光!
  我以优良的在成绩毕业后,因是受到中央表彰的优秀生,学校和系里都想让我留在北京,
  农林厅的厅长曾亲自来看我们,我向厅长汇报:什么功课都学得好,就是俄语学不好。厅长说:没关系,只要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俄语学不好也没有关系。
  在毕业分配这关键时,农林厅的厅长怕我飞了,专门托人给我带来的信。
  加上那时的我年轻,加上那时的我一腔热血激情万丈,可是那时的我有一种报恩心态,毕业后我毅然回到青藏高原。我放弃留京的大好机会,自愿再次奔赴祖国的边疆青藏高原,是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学报国,以身报民,那曾想却是卷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挣扎沉浮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大好的时光滚滚东逝水,心里是几多的不甘。
  我先后在青海农厅任团委书记兼理论教员,省直属团委常委,西北局刘澜涛点将秘书兼中共西北局内刊编辑;青海民院党委秘书,青海民院党委委员,青海民院团委书记、民族学院社教班教学干事,政治系政治干事;系团总支书记,院党总支委员,院党委部书记,青海师范大学马列部任哲学教研室主任。
  我先后为《人民日报》《人民军队报》《青海日报》《人民大学学报》《师大学报》中国哲学学会、哲学史学会、青海作家协会会员。前后在各报刊发表通讯报道、科研论文、哲理故事、小说、汉诗(述事诗)等200多篇,计40余万字。论文有《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昔时增广贤文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我还写了好多的论文。有两篇论文获创作奖。
  在1985年5月因身体状况我提前退休。可是心里真可谓仍是老冀伏励,壮心不已。我在黄昏的日子里,以这样的身体,写出了《传统诗词哲理精华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巴山血泪》(通俗文艺杂志连载)《国人读本》《历史名战通鉴》《帝王圪坤》(此三本由中国社会出版社)等书,几百万字。书多次再版。在当年排行中名列前茅。多次获社科类大奖。
没想到我都退休了,还多次被师大授予各种的奖和各种的荣誉。
  我专著曾荣获国际优秀作品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第三名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8月诗作多首荣获世界汉诗优秀诗人奖。上述成绩和奖励 是各科研单位和组织对我的关受和鼓励。但与要求和希望还相差甚远。深有名不符实之感。要继续努力以表谢意。
  岁月如流,人生苦短。转瞬,原来壮志求索年轻气盛勇于攀登的朝气已去而不复返了。如今。却是人老珠黄老气横秋,白发秋霜疾病缠身,年逾古稀暮气沉沉。忆往昔怆然惆怅,看末看凄迷悲伤。
  虽然我们是在党的红旗下成长的,但是在发展的道路却是荆棘密布,坎坷重重。
  在极左的思想盛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反右倾”“四清运动”“十年浩劫”中因坚持真理正义、明辨是非、仗义直言、个性鲜明,总也是身不由己地成为运动的焦点人物。
  在农林厅时我被称做农林厅的哼哈四将之一。因为我是农林厅的团委书记兼理论教员,青海省直属团委常委。当时青海把农林厅和农垦厅,两套厅级班子合成一套,人为地制造矛盾,两边厅级人马都想争取我,我就成了两派政治斗争的焦点。政治斗争真是太残酷了,当然最后受伤最重的还是我:我卷入一个全青海省轰动的桃花案子。争不到我的一方给我冠了一个作风问题,我那时在青海就像美国的克林顿一样出名,家属子女为此背了几十年沉重的心理包袱。
  我调中共西北局内刊编辑。可是青海方又说我讲课时有同情澎德怀的内容--我当然是同情澎德怀呀,因为他是我的部队五十五师的大头呀!我虽然人离开了部队,可是对部队这所大学校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的。青海方叫我速返青海,并给我买好了卧铺票。当时我一家五口人在西安生活是很困难的。我的工资在西安是很低的,在青海有高原补贴什么的,我也乐得回青海。记得我刚一回青海,农林厅正在分鱼,我也参与分鱼,但是农林厅让我留下,我却表达不想留。我不想留在这片伤心地了。
  我不想在农林厅呆了。当时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民院、青海工农学院、青海畜牧兽医学院、青海农科院等都争着要我,而民院院长戴金璞不由分说让负责人事的陈九龄把我的档案抢拿到了民院,我就这样调到了民院。民院为了表示诚意,马上给我分了一套房子,那是当时民院教授楼上最好的最大的房子。我拿到钥匙才知道那是上一任民院院长温志忠住的房子。温院长就是在那里开枪自杀。我妻子徐馨儿一听不干了,宁住破房,把那好房让给那些为争房头破血流的人。进了民院,踌躇满志的我正想全心身投入民族教育,没想到又卷入新一轮的政治斗争漩涡。
  我刚到民院,就有十几个大小伙子手拿大棒子来到民院,声称要活活打死我,说是X--就是那个大资本家、国民党银行行长的女儿派来了。十几个大小伙子围住了我,我说她反对毛主席,你们还为她说话,你们还为她办事,你们还为她打人,你们有几个胆?这十几个小伙子一听吓得灰溜溜地跑了。我才得以脱身。
  我没想到进青海民院我正想大干一场时,十年洁劫开始了,我因为是民院团委书记、党委成员、青海民院党委秘书,民族学院社教班教学干事,政治系政治干事;系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党委部书记。
  我身不由地被推为民院这派二千多人的政委。接着我被冠以,“反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先锋”“造派的绊脚石”“保皇派组织的头头”。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社会停止发展、国家沦入政治运动泥泽的可怕。那场政治斗争致使戴金璞上吊自杀。而我的人生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所幸在腥风血雨生死存亡的关头,仍能心怀真理正义能临危不惧,卑视邪恶,不畏强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在备受摧残折磨的情况下能站得稳靠得住。在客观上林江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扰乱反正,从主观上说,八年来严格的军队生活对我的培养教育锻炼考验,军队首长领导们一贯要求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教诲。战斗英雄革命烈士无私无畏为革命献身的榜样和献身精神 使我铭刻肺腑在我最困难和迷惘时给了巨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一句话,她们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更不能忘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是这支部人出面保护了我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人。
  那一次青海“二.二三事件","八一八"占领了青海日报社,部队包围了报社,让“八一八”撤退,“八一八”不退,并和战士发生了冲突。那一次冲突造成二百多人死更人伤。民院的“八一八”——大多是学生从报社撤退后,回到民院包围了我们那一派:延安民族战斗团。我到食堂打饭,遇到八一八的头子王起立,王起立抓住了我“给我们借些粮票,我们在民院混不下去了,要逃走”。我说“凭什么?”王起立就大打出手,我打昏。     后任的民院院长卓玛才旦看到把我背到家里锁入女儿房子,当晚,八一八包围着延安战斗,血战在立即,整个民院危在旦夕,若不是延安战斗团的黄金友老师出于大局把民院后面的驻军叫来:“你们快去不然晓不得要死多少人”,部队包围了民院。战士们对着学生宿舍喊话:“你们都不要出来,睡在床上别动!出来,我们都是真枪实弹,子弹可不长眼睛,会出人命的。听到了都不要出来!”有些藏族学生不听话,从学生宿舍跑了出来,流弹打死了三位藏族学生。
  后来,造反派追查打死三名藏族学生责任,非说延安战斗团和“二月逆流”有关。造反派想捕我,资料报上去,我战斗过的部队又是一次出面保护了我:“你们说毛高畴是反革命,我们不这么认为,虽然毛高畴家庭成份不好,十八岁就参加革命,在部队上表现非常好,多次立过功受过奖吗!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真正的勃尔什维克嘛!”这一瞬我热泪盈眶。我母亲为了我离家出走为了我入党自杀,我没有母亲,而我的部队就是我的再生母亲。
列了捕的名单,将我送入狱牢时。这支部队以正义、公正保护了真理。“你们说毛高畴是反革命?毛高畴我们很了解呀!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政治清白,在部队上多次立功,表现相当突出的优秀战士,我们都很了解,凭什么说他是反革命?我先后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工作模范学习模范,师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我们调查人民大学,毛高畴是中央表彰的高才生,社会调查先进集体代表,优秀学生,学生雷锋先进集体代表,先进团委代表。参加各种表彰会受精神物质奖励。就凭这你们也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后追查责任,我又一次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我,给我罗织许多莫需有的罪名、我这一派延安战斗团当事人想推脱把责任推到家成份不好的我头上。当事人黄金友老师说:是老毛叫我喊的部队。多亏后任民院副院长、延安战斗团的负责人之一卓玛才旦挺身而出,证明事实;多亏了部队出面保护了我,否则我这个政委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否定我的命运将和的我二哥毛高圆的冤案一模一样。可是两派仍是把批斗的矛头对准了我。
后来捕了黄金友老师。我们都为黄金友鸣不平:虽然驻军误打死了三名藏族学生,可是那晚若是驻军却保护了抢救了大多数昏了头的两派人。可是那时候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敢说不能说,更没有发言权。
  若没有部队的保护,我这般有个性的人,进入监狱很可能面对的就是家破人亡。
  而我的二哥毛高圆就是同样的情况下没有解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年紫阳枪毙有的六十多名,有毛坝的区长任德信,红椿的书记某某。那么些当地的厉害人物都不能解脱,何况我一个家庭成份不好的书生?都怪毛家成份太高又是地主又是商人。更怪二哥毛高圆娶了瓦庙子贺四大房的女子、高滩大地主王子明的养女王谧儿为妻。而我的二哥的处境相同,心境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有部队的保护而二哥没有。若没有部队我凭何逃脱?每当想到紫阳的政治运动,每当想到死里逃生的我,每当想起历次政治运动中消失的精英杰,我的心里都是浩浩长风荡荡空气。我都会想起这样一首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多夕阳红。我心底对这支如同我再生父母的部队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而在青海这些年,虽然我转业了,可是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喜欢往部队跑,因为部队就是我的家。
  据此,我对原来参军服务的这支部队,是有深厚感情的。这支威武雄师光辉的功绩,优良的作风,英烈的奉献,过去是今后继续是永远铭刻肺腑,永不忘记。忘记就是意味着背叛。故此,我不避冒昧写了《从戒纪实肺腑心志――述事诗?》这本册子,就是上述思想的凝结。也算是从一个侧面对这支英雄光荣的威武雄师的铭记和讴歌吧。也算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的一点奉献吧。
  往事,沦海桑田,多少亲人同学同事恩师上司烟消云散,感触颇多,难忘的事情也很多,但是最最难忘的,还是我当兵的那八年中经历的事情。在这短暂的八年中,我不仅获到了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机会,而且在严格紧张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真的深感是受益匪浅。部队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作风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首长们的以身作则和亲切教诲;英雄们的动人事迹和感人故事,战友们的手足情谊和关心爱护都使我深深感动,铭刻肺腑。
  或许,正是部队大家庭的感染熏陶,使我逐步地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我以很高的成份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风雨沉浮,但终是一次一次有惊无险。部队不仅培养了我,也在文革中关键的时候保护了我,使我死里获生。转业之后,部队的生活常常引起我回忆,那难忘的八年,令我倍生感激,怀念不已。
  当年我们那一帮从大巴山离家出走的美少年,已经先先后后,死的死,走的走,散的散。却叹同年同月同日“新生”,却是恨难同年同月同日“共死”。这个“新生”的日子便是我们参军的日子。我若留在大巴山,便和我大哥毛高归、二哥毛高圆等一大帮成份不好的热血青年一般,走不出那个死结。我出来后,若没有部队的保护,我同样走不出这个死结。所以对这支部队的感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人生苦短,转瞬年逾古稀。常常和一些战友们的交往聚会,言谈之间,使我对部队的怀念更加难以言表,真可谓情感交织,想思切切。听说我仍在著书立说,不少战友们更是敦促我写回忆录或纪念文章,将部队的光荣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加以宣传,发扬光大,既是怀念也给是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史料。思考再三,我定了这个《峥嵘岁月、即兴讴歌》的诗集,略作为我对个部队的怀念和讴歌吧!
  因受资料不全、自身条件和写作水平的局限,这小册子对历史和人物的反映和再现,难免不全不深,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曾同在这个部队战斗或工作过的首长和战友请予以更正和指导,不甚感激。!
啥叫“虽九取消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
青海师范大学马列部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职称哲学社会科学高级讲师,所谓的越教越“瘦”的“教瘦”,几本薄薄的著作,一堆消磨时间的字画,便是我一生的收获也。
2004年2月20号 于青海师大高天苇地书斋
链接资料:



而我虽然退休我不甘呀,面讲课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于是提前退休想真正地写点什么留点什么。
在1985年5月我提前退休。可是我内心世界真可谓仍是老冀伏励,壮心不已。我在黄昏的日子里,以这样的身体,写出了《传统诗词哲理精华类编》《巴山血泪》(青海人民出版社)《国人读本》《历史名战通鉴》《帝王圪坤》(此三本由中国社会出版社)等书,几百万字。书多次再版。在当年排行中名列前茅。多次获社科类大奖。没想到我都退休了,还多次被师大授予各种的奖和各种的荣誉。
专著曾荣获国际优秀作品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第三名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8月诗作多首荣获世界汉诗优秀诗人奖。上述成绩和奖励 是各科研单位和组织对我的关受和鼓励。但与要求和希望还相差甚远。深有名不符实之感。要继续努力以表谢意。
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人,父母都倒在我求索的路上,我没有父母,可是我身后站的父母就是这去部队。我有困难时我常不由自己地想给我过过的老首长汇报,更想求助这支部队。而这去部队对我的成长也是格外地关注。听说我出书,便来订书,一定就是好多本。
所幸我在腥风血雨、生死存亡的关头,仍能心怀真理坚持正义临危不惧卑视邪恶不畏强暴。我和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在备受摧残折磨的情况下能站得稳靠得住。这在客观上这归功于林江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拔乱反正;从主观上这归功于八年来严格的军队生活对我的培养教育锻炼考验。
军队首长领导们一贯教诲我们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战斗英雄、革命烈士们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使我铭刻肺腑。
我曾经所在的部队五十五师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我最困难和最迷惘的时候,这支部队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一句话,她们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据此,我对这支我曾经是其中一员的部队五十五师是有很深厚感情的。这支威武雄师有着光辉的功绩,优良的作风,英烈的奉献,过去和今后都继续让我铭刻肺腑,永不忘记。这不仅是因为“忘记就是意味着背叛”,而是内心发自肺的情感。故此,我不避冒昧写了《从戒纪实肺腑心志――述事诗?》这本册子,就是上述思想的凝结。也算是从一个侧面对这支英雄光荣的威武雄师的铭记和讴歌吧。也算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的一点奉献吧。
往事,沦海桑田,多少亲人、同学、同事、恩师、上司烟消云散,感触颇多。这些年难忘的事情很多,但是最最难忘的,还是我当兵的那八年中经历的事情。在这短暂的八年中,我不仅获到了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机会,而且在严格紧张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真的深感是受益匪浅。部队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作风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首长们的以身作则和亲切教诲;英雄们的动人事迹和感人故事,战友们的手足情谊和关心爱护都使我深深感动,铭刻肺腑。
或许,正是部队大家庭的感染熏陶,使我逐步地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我以很高的成份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风雨沉浮,但终是一次一次有惊无险。部队不仅培养了我,也在文革中关键的时候保护了我,使我死里获生。
而每一次回望,我的心里都对这支教我育我救我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
转业之后,部队的生活常常引起我回忆,那难忘的八年,令我倍生感激,怀念不已。
大巴山人
转载逍遥侯的BLOG:解放军陆军步兵师师史杂谈 分类:中国军史研究
步兵第55师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组织领导的山西省新军。1945年底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二十四旅,1947年5月改为四纵队十二旅,1949年5月改为步兵第五十五师。将原十二旅三十四、三十五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依次改编为步兵第一六三团、一六四团、一六五团。时任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 抗日战争时期,该师前身部队曾参加"百团大战"等大小战役战斗510余次,歼敌2万余人,创建和巩固晋绥八分区、太岳三分区、五分区和豫西二分区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安徽、四川等省,参加上党、沁阳战役等10余次,大小战斗数百次,以7000余名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取得了歼敌6万余人的战绩。 1952年12月24日,步兵第五十五师奉命由陕西省关中地区(风翔、兴平)调入青海,接管第一军防务,直属西北军区。师机关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辖4个步兵团。部署:师部和步兵第一六九团驻西宁乐家湾,后师部移驻西宁市内,先后驻大教场、七一路;步兵第一六三、一六五团驻民和县享堂镇;步兵第一六四团驻甘肃省张掖县,1955年9月移防驻西宁乐家湾,1959年1月移驻多巴镇。1953年,步兵第一六五团改为炮兵第三O六团,步兵第一六九团改为步兵第一六五团,驻地不变。1958年7月炮兵第三O六团移驻大通县桥头镇。 1958-1961年参加了平息青海部分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斗。4年的平叛作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461次,歼灭叛匪2.84万人,缴获各种枪支8800余支,全师伤亡550人。 1962年10月,该师奉命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完成了攻占西山口、占领申隔宗的作战任务,歼敌920名,缴获各种火炮90门,各种枪920支(挺),电台105部,汽车21辆及大批弹药、物资。全师伤亡261人。1962年12月,胜利返回青海驻地。步兵第一六三团九连副班长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全师评出集体一等功排1个,二等功排1个,三等功连1个、排3个、班20个、3个电台。个人一等功1人,二等功11人,三等功341人。 1969年11月,该师奉命调离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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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和平解放之谜(2009-07-31 21:21:41)转载标签:地方武装人民解放军县城政权机构胡宝玉紫阳杂谈 分类:史海钩沉
紫阳县和平解放之谜
方万华
紫阳解放迄今已整整60周年了,可它是怎样解放的却其说不一。唯“和平解放”一说是正确的,但个中情形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现揭谜如下。
紫阳西北与安康市汉滨区、汉阴县接壌,东南与四川重庆、达州二市毗邻。汉江、任河流经这里,将它切割为三山两谷之势。战时虽不为前线要地,但却是兵家过往通径。因其山高林密,远离州府,故有“土匪窝”之说,自古亦称“安康锁鈅”。解放前夕,紫阳的任河、汉江流域以及八道河流域都有民团、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扼守,加之国民党溃军在此负隅挣扎,为我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紫阳设下了障碍。然而,在英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军事策略指导下,经过地下工作者艰苦耐心地策反工作,紫阳终于于1949年11月30日和平解放了。
一 杨实受命回乡秘密策反
杨实,本名赵良烾,紫阳县南区(现广城乡)人,西北大学毕业参加革命,中共党员。进驻紫阳开展策反工作前,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1949年5月,中共西北局城市工作部派遣赵良烾化名杨实赴陕南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根据中共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关于重在“策反”的指示,杨实先在安康县(今汉滨区)开展活动,于7月初进驻家乡紫阳。
当时,紫阳县没有驻扎国民党军队,只有县国民自卫团和洄道乡(今洄水镇)自卫队等两支地方武装组织。上级为达和平解放紫阳之目的,便把“策反”工作重点放在了地方武装上。杨实到了紫阳首先在当时很有声望的叔父赵惠生家住下,很快掌握了全县情况,缜密分析和把握着利于做好“策反”工作的三个重要条件:一是亲叔父赵惠生位居竹溪乡乡长和国民党分党部书记,且与县自卫队队长胡宝玉交往甚密。二是洄道乡自卫队头目阙治安与杨实的老师袁先哲及其叔父袁仲溪(县参议员)是亲戚,而且杨实与袁参议之子是同校好友,易受袁氏叔侄的支持和保护。三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大军压境势如破竹,国民党人及其走卒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杨实先回老家做通了堂叔赵惠生的工作。赵惠生如实提供了关于国民党华中长官高侠轩来毛坝关(今毛坝镇),通知他参加“巴山反共游击队”会议和县自卫大队要扩充为自卫团,胡宝玉邀请竹溪乡乡队副陈先登去任大队长的两个重要情报。为尽快掌握敌方情报,有效展开策动工作,杨实决定:一、让赵惠生去参加会议。二、设法让陈先登接任大队长。此后,赵惠生果然被委任为“华中挺进第六纵队第三军第五团团长”;陈先登被委任为县自卫大队队长后接受了杨实交给的“掌握自卫团编制、做胡宝玉的工作并截击国民党逃军”等任务。
杨实以竹溪乡公所为据点建立起了地下联络站。他的族弟赵良型、赵良坚、赵良尧等任交通员,在高滩、毛坝、县城和境外的镇巴县等地都设下了“眼线”。紧接着,杨实以探望老师和学友为名,于9月和11月两进洄道乡,在袁仲溪掩护和运筹下,使阙治安终于放弃了与民为敌的蠢想。
二 胡宝玉重握兵权再举起义
在紫阳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胡宝玉是福星,不纳粮,不拉丁,减租又减息,是咱老百姓的大恩人。”(见《紫阳红色歌谣集》)胡宝玉,号春风,人们习称“胡保安”。从歌谣可见他在民众中的影响。胡宝玉是杨实顺利策反、紫阳得以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
胡宝玉认清了共产党必胜的局势,也是他所盼望的结果。当时,已经解甲归田的他想到:“为使解放紫阳不打仗,人民不受害,就必须把紫阳地方武装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见1986年3月《回忆录》采访录音带)1949年7月8日,他利用自己与安康专员李静谟同在西安战干团受训时的关系,又请安康青帮头子宋云石出面帮忙,终于出任了紫阳县自卫团团长要职。胡宝玉从安康回来不几天,就听紫阳中学姚宜民告诉,说杨实已经回来搞地下工作。他通过赵惠生与杨实取得联系,并欣然接受了杨实托陈先登交给的三项任务。这是他继1934年在汉阴起义的又一次起义。
10月,国民党第九十八军和新四军相继溃逃紫阳,占领了周围山头和县城,强拉民夫30多人、扣押县自卫团战士70多个、提走枪9支。一天,胡团长以设宴接风为名,将其4名营长扣做人质,迫使他们送回了人员和枪支、放回了民夫。当夜,胡宝玉举团撤离了县城,在焕姑滩(今焕古镇境内)辣子园开会宣布正式起义,将团兵分三路,即:陈先登一路堵任河;杨德光一路堵渚河;胡宝玉一路堵汉江,控制入川去路。他们决定与解放军紧密联系配合,将所来逃军消灭在紫阳境内。在尚家坝和上七岭终南寺堵敌战斗中缴获各种枪械2196支,加上本团交出枪械共计3200余支,全面完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
三 解放军抵临县城守敌自降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捷报频传。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进逼安康,在牛蹄岭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的同时,分兵进发汉阴、岚皋两县。从牛蹄岭战役中溃败下来的国民党第九十八军一部和鄂保四团逃窜紫阳,妄图取道入川。
28日,人民解放军第55师解放了岚皋,于次日向紫阳进军。先头部队165团进至岚紫交界的吊阳关、庙沟(今洄水镇庙沟村)一带时,获悉县城仅有鄂保四团一部和九十八军残余把守,师部即令该团以两营兵力之一营经红岩口沿杨家坝、紫阳沟(即汉江南)直插县城对岸任河嘴,阻敌南逃,若敌逃则奔瓦房店(今向阳镇)集结待命;另一营直奔洞河口,掩护164团渡江后,再沿江南岸与164团平行向县城挺进。
30日上午10时许,掩护营到达洞河,得悉敌一部于拂晓向四川逃窜,即追至油房湾,俘敌400余人。下午2时,164团在该营掩护下渡江北上。下午5时左右,先头部队165团已达县城娘娘殿,侦察到仅有敌四军九纵队司令郭子彬率一个连据守县城。
这天,县政府因县长田载衡去安康开会已半月未回(实则避命),主持政府工作的主任秘书王绥之见势危急,于下午1时召开紧急会议,在研究决定推举县党部书记长张晓灵代理县长和县政府南迁毛坝关等事宜时,得悉胡宝玉已率团开往了熬头山、城区乡公所的武装也被乡长杨茂廷私自带到了焕姑滩辣子园。于是会议才将“地方武装随政府南迁”的命令改为“警察局保卫政府南迁毛坝后,再调回胡、杨所率武装。”他们的会议于下午4时20分结束,计划还未及实施,便得知鄂保四团已一触即溃,听到娘娘殿枪声一响,军政人员纷纷逃窜,旋即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当日和次日,阙治安自卫队和胡宝玉自卫团主动投诚,全县各处零星武装也纷纷前来缴械。紫阳全境基本没发生战斗即告解放,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反共组织亦告破灭。
四 未解放政权机构早已建立
1949年,夺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尽管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派兵遣将到川陕巴山一带纠集地方顽匪,企图建立“大巴山防线”,但是,他们怎么也逃不脱灭亡的厄运。早在同年5月,紫阳县新的政权领导机构已在湖北郧县城关镇建立。由于当时紫阳尚未解放,政权机构的对敌斗争只能秘密指挥进行。7月底,中共紫阳县委机关又进驻白河、旬阳交界的千佛洞开展工作,罗毅时任县委书记、徐月卿时任政府县长,后才随军进驻紫阳。11月下旬安康解放后,中共安康地委负责人于27日在地委机关宣布成立“中共紫阳县工作委员会,罗义任工委书记,徐月卿任人民政府县长”。30日,即紫阳解放当天,紫阳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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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玉(1905-1986.2),男,紫阳县磨房沟人,农民出身,不识字。始入刘镇华“镇嵩军”和蔡廷锴十九路军。1931年7月在镇安转入安绥军沈寿柏部任参谋,继任营长。1934年随沈在汉阴起义投靠红军,胡任川陕红军游击支队第一团团长,沈任支队司令。在镇安、榨水一带游击中胡受重伤,回汉阴又作战失利,只好将余部交与连长沈继林,自己仅带6人回紫阳养伤。在紫立足未稳,又遭周华堂袭击,侄、妻遇害。胡上鳌头山谨记红军宗旨,组建游击队、成立乡农会。1936年,胡与何继周联系将鳌头山游击队归入陕南抗日第一军领导。1938年,胡在与军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值国共合作期间,为保存所部力量,接受地方政府收编为紫阳县保安中队,胡任中队长。其间,胡数次到镇安、榨水等地寻找红军。1934年至1938年,胡以鳌头山为中心开展的武装游击斗争遍及紫阳16个乡镇,面积1400平方公里,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敌匪1800多人。在战斗中,胡宝玉有5个亲人献出了生命。解放后,胡宝玉倍受政府关怀,任过县政协三、四届委员,1986年2月病逝。
(本文根据党史资料整理)
作者单位: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2009年5月10日
中共安康地委机关遗址碑记
作者:紫阳人民政府 紫阳县委员会 转贴自:《血染的风采》 点击数:849
紫阳县芭蕉口小学,原座落在芭蕉口街北高台上。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五月,中共安康地委机关秘密设在这里。一九八九年,火石岩电站蓄水淹没原址,芭小改迁现址。
时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侵占鄂西北,逼近安康地区(现安康市,编者注)。为贯彻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安康地委决定将地委机关设在芭蕉口小学,以便在紫阳与岚皋的巴山深处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秋,中共安康地委委员刘华先来芭小工作,团结进步教师吴仲璧,发展学生胡琛、工读生罗鸿忠、炊事员陈茂富等为中共党员,建立了紫阳县第一个党小组。一九四零年二月初,地委书记刘文彬携共产党员罗功远来芭小工作。他们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学生及学生家长中开展工作,发动学生同校董贪污行为进行斗争。还组织学生春游,到高滩、毛坝等集镇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使沉寂的任河流域呈现出抗日、进步的热烈气氛。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三日,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紫阳县县长陈伟器带保安队到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制造了“芭蕉口事件”。刘文彬、刘华闻讯转移,途中负伤,幸得学生及开明士绅朱鹤年先生营救。两月后,刘文彬、刘华分别带胡琛、吴仲璧、罗鸿忠、王崇法等同志安全返回陕甘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在芭蕉口点燃的革命火种,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培养了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四六年冬,时任热河省乌丹县区长的胡琛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壮烈牺牲。
为了缅怀革命先辈的业绩,激励人们热爱和建设紫阳家乡,中共紫阳县委、紫阳县人民政府决定,中共安康地委机关遗址——芭蕉口小学为紫阳县革命遗址。特勒此碑,永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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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安康地区组织及其活动
[ 作者:中共安康地委党史研究室 王兴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41 文章录入:admin ]

  抗日战争时间中共安康地区组织,是中共陕西省委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于1938年3月领导建立的。以安康县为中心,扩大到旬阳、石泉、岚皋、宁陕、汉阴、平利、白河、紫阳等县。

  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刘湘卿)到安康工作。王力随国民党陕西省警备第一旅到安康,领导该旅中共党的工作,并以发行报刊为掩护,在兴安师范学校学生中开展建党活动。3月,首先发展刘文彬、李开藩、刘华入党,建立了中共兴安师范学校支部,王力任书记。4月,国立陕西中学(又称国立四中,后迁四川阆中)的共产党员随校迁到安康。经过两个多月工作,党员发展到50多名。
  6月初,王力回省委开会时提出建立领导全安康地区党组织的建议。经省委批准,回安康后于6月中旬在东坝河边开会成立了中共陕西省东南工作委员会(简称陕东南工委),王力任书记,刘文彬任宣传委员,刘华任组织委员,李开藩任秘书。
  陕东南工委建立后,鉴于兴师二七级学生党员即将毕业离校,重新筹组了兴师党支部,把学校工作移交给二八级党员,并分别组织兴师和安康中学的学生党员,趁暑假回各县发展党员,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7月初,省委调刘文彬、李开藩到省委干训班学习(后转延安)。王力和刘华暑假中到安康县恒口和汉阴县蒲溪一带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恒口党支部,并派程波涛到平利、旬阳、白河等县检查工作,建立了旬阳县党支部,8月,刘华去省委学习。10月底,王力到汉阴县城工作,被叛徒储诚济出卖,险遭逮捕,返回省委,陕东南工委停止活动。
  1938年12月初,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召见从延安学习归来的刘文彬、李开藩,传达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安康地委,刘文彬任地委书记,李开藩、刘华(时在安吴青训班学习)为委员。
  12月上旬,刘文彬、李开藩返回安康途中,在宁陕县四亩地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派回工作的党员彭易乾、王培伸接头,建立了中共宁陕县四亩地支部。接着,在石泉县城建立了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1939年1月,刘文彬回到安康,主持建立了中共安康县委,杨静江任书记,并将兴师、安中、国立陕中党组织及安康县恒口党支部划归安康县委领导。
  1939年2月,刘华回到安康,与刘文彬同到岚皋县佐龙李开藩家,召开第一次地委会议,决定:一、地委委员分工,刘华为组织部长,李开藩为宣传部长兼秘书;二、将安康地区分为三片,地委委员分片领导,刘文彬负责东片,即安康县城关及旬阳、白河、平利、镇坪县;刘华负责西片,即安康县西区(恒口、五里一带)、汉阴、石泉、宁陕县;李开藩负责南片,即岚皋、紫阳县的工作。
  佐龙会议后,地委领导成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分头进行工作。刘文彬到旬阳县公家梁小学任教,于1939年3月建立了中共旬阳县工作委员会;刘华到石泉县北关小学任教,建立了地委与省委的联络站;李开藩在岚皋县中北街小学任教,于1939年10月建立了中共岚皋县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中共安康县委建立了安康中学支部;9月,建立了中共安康西区区委会,下辖河东小学、恒口小学等8个支部。截止1939年底,地委下辖一个县委,三个县工委,一个直属党支部。宁陕、汉阴、紫阳、平利和白河县也有少数党员活动。1939年7月刘文彬回省委参加选举党的七大代表的会议。
  1940年1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各级党组织提出了“储蓄力量,保持力量,准备在新的有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应付新的发展的局面”的要求。刘文彬不等会议结束即回安康,并沿途在宁陕四亩地、石泉城关、汉阴涧池、安康恒口等地,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整理党的组织,安排实行隐蔽、转入“睡眠”的措施。并按省委指示,带领许明月在四亩地建立了联系汉中与省委的汉南交通站。
  刘文彬回到安康后,赶往紫阳县芭蕉小学,找到于前一年八九月间转到这里教书的刘华商议。2月初,刘文彬、刘华同到李开藩家,召开第二次地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一、把地委机关设在紫阳县芭蕉口;二、注意在紫阳县任河流域发展革命力量,配合岚皋县工委争取地方武装,准备必要时在巴山深处建立武装根据地;三、在安康、旬阳等县一般停止发展党员,平利和镇坪等县慎重发展,把党组织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中发展党员;四、对已暴露的党员调往别处工作或介绍去省委,未暴露的党员隐蔽下来,以社会职业为掩护,还可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及打入乡保组织,储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0年2月中旬,地委机关设在紫阳县芭蕉口,刘文彬、刘华以在芭蕉口小学任教为掩护,领导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同年春,芭蕉口小学学生近百人沿高桥、高滩、毛坝关等地春游时,沿途张贴的宣传抗日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时局主张的标语,被国民党安康专员杭毅和紫阳县县长陈伟器发现,遂借口学生闹事,于5月13日,由陈伟器带人前来芭蕉小学抓人,芭蕉口事件发生,刘文彬、刘华逃离安康地区,先后回到省委。
  1940年7月,省委撤销安康地委,拟将安康县委改为安康中心县委。安康县委宣传部长王崇法、组织部长邹玉鼎同在省委,省委即派王崇法担任书记。王崇法不愿承担,省委指定邹、王同回安康主持县委工作,中心县委的事再未提及,以后也未建立。
  8月,邹玉鼎和王崇法回到安康,邹玉鼎任安康县委书记并以担任安康县铁岭小学教师为掩护,先后到汉阴、石泉县传达省委指示,于9月建立了中共汉阴县支部。
  1941年1月,邹玉鼎无法在安康活动,撤回省委机关,王崇法接任县委书记,1941年7月,王崇法考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也均离开安康,安康县委自行消失。保存下来的旬阳、石泉等县党组织及一批党员,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中苦斗。省委曾于1941年秋派李志远、1946年派董明钦到安康找党组织,均未联系成功。

  二、党组织开展的工作

  1、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春,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出面,公开、半公开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大批民先队员和流亡学生经常集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主张,使安康的抗日救亡活动空前活跃起来。1938年6月,陕东南工委组织各县在兴师、安中读书的学生,成立“旅安学生返乡工作团”,利用暑假回到各县宣传抗日救亡。安康、石泉、旬阳、岚皋、汉阴、平利等县的旅安学生返乡工作团,深入城镇、乡村,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局的政治主张。王力通过警一旅三团从延安和西安带来大批《解放》、《西北周刊》、《新华日报》、《老百姓报》等报刊,分送党员、各校学生和上层进步人士阅读,还在安康、汉阴县建立派报社或书店,出售进步书刊,由党员和民先队员带头,组织各校学生,排练《送郎上战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上街、下乡演出,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还开展了为抗日前线将士募捐活动,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部分党组织还创办刊物,组织读书会、故事会、辩论会,讨论抗日大事,传播党的主张。安中党支部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创办《战斗与学习》刊物,抨击时弊,促进团结。旬阳县工委在一些学校举办故事会,向学生介绍一二九运动、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八路军抗战英雄,鼓舞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2、党内教育工作
  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中,新党员亟需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政策教育。为此,中共陕东南工委将省委发来的《党员须知》、《怎样发展党员》、《支部怎样工作》等小册子翻印,分送各县党组织,供党员学习。工委曾派人到各县检查工作,组织短期训练,对党员进行教育。1939年,安康县西区区委组织流动图书室,集中进步书刊和党内学习材料数百本,供各支部党员学习。旬阳县工委提供给党员学习的党内教材,党员们视若珍宝,有些一直珍藏到解放。
  3、为省委和陕甘宁边区输送干部
  安康地区党组织分期分批向省委和延安输送了60多名党员及进步青年,在国民党大逮捕大屠杀时,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将20多名党员调到边区。他们分别在省委训练班、安吴青训班、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学习后,有的返回原地工作,有的分配到外省区工作,有的参加八路军,走向抗日前线。他们绝大多数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南征北战、英勇奋斗,有的如李兆众、梁宏、魏凌玉、鲁世鑫、张家贵、吕国藻等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有的如杨钟、焦昌海、胡琛等血洒疆场,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
  4、统战工作
  从兴师毕业的许多党员,回到各县大多从事教育工作,同教育界人士广交朋友,扩大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安康地区党组织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主要渠道,立足紫阳县芭蕉口小学、石泉县北关小学、旬阳县公家梁小学、岚皋县中北街小学、安康县西区各学校任教的党员,不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还为地委、县(工)委、区委营造了较好的掩体。石泉县有的党员当督学、校长,在教育界占据优势地位,为党员安排社会职业,掩护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岚皋县工委发起为抗日前线将士募捐活动,把捐献名单贴到县政府门外,揭露县政府、县党部不为前线将士捐献的丑闻。安康县西区区委开展统战工作,一度控制恒口邮政代办所,了解国民党方面动态,及时采取措施,避免遭受打击。旬阳县工委书记和县政府收发员结为密友,成为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多次粉碎县长施德广的反共阴谋。地委机关转移到紫阳县芭蕉口小学后,以学生为桥梁,地委成员和任河一带的学生家长广交朋友。芭蕉口事件发生后,刘文彬腿负重伤,被一位时任保长的学生家长陈某掩护。紫阳南区名绅、学生家长朱鹤年,巧妙对付县政府的搜查,将刘安置在安全地方疗养两个多月。安康地区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省委统战部搜集整理的《安康三年来的统战工作》和《旬阳县统一战线工作材料》调查报告,受到省委的肯定。
  5、发展抗日武装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逼近陕西。1939年2月,省委在《目前陕西党的组织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要“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准备进入战争环境”,“各地党都在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准备将来进入战区”。当时,安康地区已是面临鄂西北战区的近前方,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安康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准备一旦安康变为战区,在秦巴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秋,王力得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离开安康后,部分掉队战士和伤病员由沈继刚等人组织起来,仍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活动,即派党员马应举与其联络,因沈部流动太快,没有成功。此时,王力在安康县恒口发展在乡军人李洪保等入党,随后建立了恒口军人支部,支部书记鲁宗圣在岚皋、平利等县保安队中开展联络工作。宁陕县四亩地,曾是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开展游击活动的地方,有部分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四亩地党支部联络了这部分红军战士,收集了少量枪支。四亩地区长、保安队长手中有150多人枪。党支部书记彭易乾利用亲属关系,计划将这支武装力量改造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反复做工作,未达目的。1939年8月,省委派军事干部张子俊到岚皋县,经地委委员李开藩介绍打入佐龙联保处,争取联保的20多人枪,因引起敌人怀疑而未成功。旬阳县城附近有一批参加过国民党地方游杂部队的在乡军人,生活困难,不能安居,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中共旬阳县工委同他们联系,准备在必要时建立抗日武装。为了掌握这批武装力量,1939年7月,王力到旬阳检查工作后,特意带领工委委员李兆众到省委训练班学习,又送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1940年2月,县工委增设军事委员,领导武装工作。1940年2月,在地委第二次会议上,专门作出“必要时在巴山深处建立武装根据地”的决议。上述这些计划和决议,大多未能实现,有的还遭受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暴镇压,但安康地区党组织贯彻省委“准备进入战争环境”的提示是积极的,广大党员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歌可颂的。
  三、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破坏
  安康地区是国民党的“巩固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安康当局不顾国共合作大局,依然积极推行反共方针。抗战爆发后,即在安中和兴师建立所谓革命青年社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御用工具。1939年下半年,又建立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革青社成员全部转入)和西北青年抗敌协会。1940年前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也纷纷筹建起来。这些组织,网罗一些落后学生及青年,专门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跟踪盯梢,刺探情报,造谣生非,挑拨离间,干了许多破坏抗日救亡的坏事。1939年秋,国民党还高价收买兴师学生谭际桂当特务,专门进行特务活动。
  反共事件,频频发生。1938年下半年,胁迫储济诚叛变,出卖王力等人,国民党汉阴县党部并设下圈套,阴谋扩大破坏范围。同年暑假,国民党西北行辕集中全省高中学生在西安“军训”,胁迫兴师受训学生袁子昌、杨仕杰叛变,出卖同班党员,致使有的退党,有的消极。同年冬,安康专署逮捕陕中教师宋黎夫和学生党员南映海、宁世荣等人。1939年3月,刘华去汉阴县城工作,被县党部逮捕,解押安康专署,后经组织营救获释。
  残酷屠杀,武力镇压。1940年春,中共安康地委领导人组织紫阳县芭蕉口小学师生“春游”,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到任河沿岸的高桥、高滩、毛坝关等地,演节目、挂壁报、写标语,其中有“实行减租减息”等。时隔不久,有些标语被国民党安康专员杭毅和紫阳县长陈伟器在视察中发现。与此同时,芭蕉口小学又发起反校董姜东周贪污学款的斗争,姜向县府报告刘文彬等人的行动。5月13日,陈伟器带领县保安队包围地委机关驻地芭蕉口小学,刘文彬、刘华负伤逃走,中共安康地委机关遭到破坏。6月,国民党宁陕县政府派自卫队到四亩地,企图逮捕党支部书记彭易乾。彭越墙逃走,党组织遭到破坏。1940年8月,原旬阳县工委委员李兆众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县,自行组织武装,酝酿暴动,后被旬阳县县长密探侦悉。1941年2月10日夜(农历正月十五日),县长施德广利用玩灯之机,派出保安捕杀了共产党员梁宏、魏凌玉和进步青年共9人。接着,安康专署保安副司令张谟到旬阳,策划在全县搜捕,又先后枪杀了共产党员李兆众、鲁世鑫等8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旬阳惨案。随后,国民党安康当局在全区进行大逮捕。岚皋县长带领军警逮捕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9人,当场残杀1人,破坏了中共岚皋县工委;安康县政府、县党部,逮捕西区共产党员15人,安中党员3人、民先队员5人、进步教师4人;石泉县政府逮捕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6人。上述被捕党员大多送到西安劳动营关押。1941年9月10日晚,恒口军人党支部领导抢夺了恒口镇以所警备班全部枪支弹药,转移安康北山,安康县长带领百余名军警追捕,终因寡不敌众,共产党员张家贵、吕国藻等8人惨遭杀害,夺枪失败。
  利用叛徒,扩大破坏。1939年6月,安康籍李茂林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贪生怕死,拒不上前线抗日,被开除党籍后,投靠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40年5月,李回安康,向县党部出卖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20余人,给安康地区党组织造成很大危害。同年8月,安康籍史洪基,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学习毕业后留边区工作,惧怕艰苦,1943年春叛逃,参加“中统”后被派回安康进行破坏活动。10月,国民党陕西省调统室陕南调查专员王文楼到安康,史洪基带领武装军警,到安康县西区抓捕共产党员23人,迫使安康县党组织解体。安康地区党组织被破坏后,一些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对被追捕的党员多方保护,对党的文件资料长期珍藏,表现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1940年后,安康地区党组织,在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残酷镇压下,普遍遭受到破坏,使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失。广大党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虽然有的自首变节,有的消沉匿迹,极少数当了可耻的叛徒,为敌效力,但是,绝大多数坚持下来。他们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在与组织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忠实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相机应变,继续为党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2月,三青团在安康筹建分团部,强迫学生参加。中共安中支部报请安康地委批准,决定部分党员加入三青团,有的还担任了要职。他们利用三青团办公室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以三青团名义创办《荒园》壁报,刊登抗战事迹和进步文章;还为去陕北的党员办理护照和证件。1940年冬,中共石泉县工委韦荣荫等一批党员,为掩护身份也加入了三青团。1941年2月,国民党石泉县党部以“异党”嫌疑拘捕党员李代洵、罗锡九(罗时佶)、黄朝宗等6人,韦荣荫等利用石泉县国民党和三青团争权夺势的矛盾进行营救,使他们很快获释。1944年10月,石泉工委让时任两河小学校长的罗锡九打入国民党政权机关,经多方活动担任了两河乡乡工。1949年8月,罗锡九和党员蒙子瑜(时任石泉县督学)、黄朝宗获悉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经石泉两河过境,开会商议策应办法,配合王震部队从两河顺利通过,提供了20多石稻谷给养,保护了5名掉队伤病员。与此同时,宁陕县荫蔽下来的共产党员黄朝神禔,以国民党宁陕县参议员的身份,与该县汤贾乡乡长张乐天一起,掩护三五九旅第七团10多名掉队和负伤战士。石泉、宁陕县地下党员的这些工作,受到王震同志的赞扬。中共旬阳县工委认真贯彻“荫蔽精干”方针,领导成员鲁世恭、路德厚等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了基层职务。“旬阳惨案”中,虽然敌人诡计多端,残暴至极,旬阳工委却安全保存下来,工委书记鲁世恭,把全县党员名册、党内书刊和工委印章密藏下来,解放后交给了新的县委。1949年10月,时任国民党旬阳县自卫团副官的共产党员黎文治,多次向自卫团团长段西屏进行策反工作,对这支1200多人的自卫团起义、旬阳县和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汉阴、安康县的党员也为本县的解放做了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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