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耕玉 著 　　有人专门贩卖采金证，还有倒爷 　　有人专门贩卖采金证，还有倒爷。从格尔木到海东八县，从工人到干部、从教师到护士，纷纷卷入炒证之中。一张纸充其量仅仅具有门票性质，而在中介人、牵线人手里倒来倒去，转来转去，每张采金证竟然最高升为1500元。当时青海省《经济报》记者毛竹作过记载：“一时间，采金证如同蝗虫在青海上空飞来飞去，带着不祥的阴影，似乎很多的人都感到了这一点，可是没有人能停下来”。（东方竹子《黄金大战的遗迹》，《透明的女性》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掌握最初发证权的市黄金开发公司副经理权向前，自然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在格尔木，在西宁高级宾馆，金把头、金老板、头头脑脑、亲戚朋友以及通过人托人找过来的人，纷纷围在他的身边转，就连省里某些部门领导见到他都客客气气，免不了拜托“多多关照”。结果原定的10000张采金证计划，滥发至23910张，试采面积也由原定40平方公里扩大到1000平方公里。

　　市黄金开发公司最后又无偿发给四个金把头每人300张采金证，但金把头们贪心不足，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金把头本当收回采金证，但由于无人监督，他们将从金农手里收回的采金证，又转卖出去，使进来的金农变成了无证采金者。由此造成“一证进多（人）”，最终采金人数达到3万人。按每张采金证卖800元计算，就是2400万元。市黄金开发公司发放采金证收费名目为“草原资源破坏赔偿费”，可是其中有一半以上流入金把头、金老板、贪官、倒爷、贩子等人的私囊，即使市黄金开发公司收回的资金，哪有一分钱用于马兰山自然生态恢复呢？这些炒证的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发了破坏可可西里自然生态的财。而这两三千万，又统统出自可怜的贫困农民的口袋，这两三万贫苦农民倾家荡产却愿意把钱掏出来。 　　在海东八县，伴随着沸沸扬扬的“采金证”热，是成千上万的沙娃听信金把头的传言——— 　　马兰山遍地是金子。 　　太阳湖与可可西里湖之间有九条沟，这九条沟是九条金沟。 　　冶哈沟的金子都是一块一块的。去年金头冶哈一进入可可西里，就挖了几十斤金子，挖肥了。 　　马廷沟的金子麻拉拉的，300人每人每天都采金27克。 　　…… 　　所谓“冶哈沟”、“马廷沟”，都是金把头自己或他的亲信命名的，却在沙娃中传为神话。至于“死人”、“采到的金子被金头拿取”之类的传闻，沙娃们则听不进。因此，采金证再贵，他们也要买，风险再大，他们也要闯。 　　1500块，对于这些贫困县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在实行土地承包前，这些县每天每个工仅仅在1角至5角之间。按每个工5角钱算，即使一年出满勤，也只有168元，扣去口粮钱及其他杂费，多数农户都是欠生产队的。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后，人多地少，种的粮食能够维持一家几口吃饭就不错了。多数农民没有积蓄，为了获得采金证，他们只有东拼西凑，变卖家里东西，有的甚至把房屋卖了，有的还借了高利贷。互组县哈拉直沟公社（当时称谓）一直依靠国家救济与扶贫资金生活，当时每度电4角8分，国家补助2角8分，但社员连2角钱一度的电还是买不起。5位县政府领导在看望这个公社的贫困户后，流着眼泪决心帮助这个村“脱贫”，他们以个人名义担保从银行贷款20万元，“走后门”为村上“干小伙”办了采金证，并亲自去西宁为他们买了采金工具，还为他们捐了路费、盘缠和御寒棉衣。 　　老天爷发怒与无奈 　　1989年因为采金证被“转来转去、倒来倒去”，致使大批金农到5月才向马兰山开进。他们从海东八县涌上青藏公路，各路队伍浩浩荡荡。沙娃中年龄小的只有14岁，而最大的有五十八九岁。有的沙娃在上路前还扯了几丈白布，作为备用裹尸布带上，颇有“一去不复还”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