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移民现状反思
杨凡
威海当地人对青海移民的总体评价是：勤奋务实，为人耿直，不耍歪心眼。
这个评价，大致反映了当地人对青海移民的认同。在一个单位先进劳模的名单中，总能看到青海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在某个技术攻关团队中，总能发现青海人的身影在出没。在威海各行各业，青海籍的高级医师、优秀教师、资深律师、报社首席记者比比皆是。
但青海移民的内心却在叩问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吗？
虽然青海人遍布于威海市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但在政坛能有所作为的却十分罕见。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评论，通常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外地人，因为不拥有晋升官阶的各种本土优势资源，要想融入当地的核心圈子，对权谋文化精髓的领悟以及对官场潜规则的娴熟运用，非要比常人更胜一筹不可。但这种本领非青海人所擅长，或者说，青海人天生缺乏一种变通的能力。故在政坛上，青海人鲜有重量级人物出现。
但我们更倾向从西部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的独特性去解释这一现象。
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条件恶劣，自古就是汉人放逐之地、吐蕃盘踞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生存，不能斤斤计较，必须抱团，人与人相处是粗线条的关系，相互之间没必要瞒着什么，藏着什么。行走在西部人烟罕至的土地上，独行侠们为了排泄心中的孤独，常常引颈高歌，而十里八乡又难以见到人的踪影，此时如果突然遇到一个丑婆姨，就像见到西施一般，很不得跑过去亲两口。久而久之，环境造就了青海人豪爽、热情和无拘无束的性格。此外，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天高皇帝远，祖辈们为逃避官府的压榨，躲进穷山僻乡，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与恶狼猛兽搏杀，如何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在孔夫子的说教中找不到答案，田地是自己刨出来的，水井是自己打出来的，不需要圣人贤士指指点点，而对待官府的态度呢？也不必感激涕零。老百姓只是希望朝廷将苛捐杂税减轻一点，此外别无所依。所以，西部百姓向来就藐视权威，根本不把《论语》的天条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顿生对朝廷的感恩情怀。这种自古沉淀下来的性格叛逆，至今还在青海人的身上折射出来。前几年企业搞减员增效，在东西部地区引起的震荡就大不一样。威海某企业在宣布下岗名单时，一位即将回家的食堂大师傅当场对领导说“，没问题，我能体谅单位的难处，请等我一下，让我把这锅馒头蒸熟后再走”。此话让领导感动得快要落泪，几乎要发出“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之类的感叹。但此事要放在西部，却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师傅会这样说：凭什么你们把厂子搞得乌七八糟，最后却让我们买单？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们一个说法。
因此，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青海移民，尽管大都是一些读书人，喝了一些墨水，性格收敛了许多，但天生的平等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这必然导致与孔教文化的激烈冲突。他们难以适应等级森严的办公室政治，他们觉得上司也是个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大可不必像先师般地供奉，该提的意见就提，该开的玩笑就开。他们回想起在青海的时候，尽管那里制度滞后，但干群关系还算单纯，那时候的酒场，往往是一群下属闹哄，非要把领导灌醉，那时候的会场，常常有下属突然从台下站起，要领导当场解释职代会提案的解决办法，那时候的舞场，女职工会当场奚落自己的上司“没见过这么笨的人，教了十遍还学不会”。但青海人来到山东后才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自己还按照西部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就难以被传统政治模式所认同。不仅如此，你的举动言行，会引起居委会大娘的警觉，会常被叫到政工干部的办公室进行思想洗脑，会有形形色色的小报告飞到上司的耳朵里，会有种种的猜测在同事之间传递。而人的黄金年龄段就那么几年，待你基本被同化、被东部的价值体系所接纳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黄金岁月，你只能发出人生苦短的叹息。
自古以来，关于青海人顽强生存下来的故事不胜枚举：比如，在冰天雪地的草原，同样饥肠辘辘的人与狼对峙三天两夜，双方都无力撕碎对方的皮肉，这时候要想活下来比的就是耐力，要学会静静地等待，等待对方毙命后爬过去吮血撕肉；比如，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格外严重，在荒山秃岭开垦，常常是第一天把地刨出来，第二天就被雨水冲的面目全非，这时候，你不能泄气，必须重整旗鼓接着干，与老天爷竞赛，否则就养不活全家。所以，尽管青海人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另一种天性却拯救了他们，即罕见的韧性和忍耐力。这种秉性，不仅维护了他们在政治上失意后的心理健康，反而使他们在摈弃了不符实际的幻想后变得更加务实。于是，更多的人把精力投入在业务研讨上，专注于干好本职工作。这既是生计所迫，也是形势使然。其结果是弹指十年之间，威海滩涌现出很多青海籍的高级白领人士。
活跃在威海商界、企业界的青海移民则是另一种生活状况。
王先生，威海市著名律师。来到威海后不久便砸掉了铁饭碗，辞去公务员职务后，与人合伙组建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举步维艰，十天半月找不到案源。老婆抱怨：再挺不住，俺就去小店当售货员。目前，王先生专接手大案、要案，声名已远扬胶东半岛。
经营青海酸牛奶，遭受重创，倒卖青海牛羊肉，被人拐骗，开饭馆，经营不善。屡败屡战的黄先生在公司倒闭后试图自救，但总找不到突破口。有一次某高人点拨，你掌握三门外语，居然还没饭吃，简直是白痴一个。黄先生听后辗转反侧，终于开窍，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奔波于日韩、俄罗斯等地，挥手之间，一笔笔小生意频频告捷。
樊先生初期呈高开低走之势。刚来威海时，几乎被奉为上宾，每日专车接送，好不风光。但樊先生生性倔强,刚有余而柔不足，每每做出抱打不平的事儿，隔三岔五就给领导提意见，渐渐在上司面前失宠。先从市级机关发配到企业，日后企业改制又第一批下岗。某日，楼上老太太讥讽：“你一个大老爷们，总不能让老婆养一辈子吧”，。从此，樊先生革面洗心，性格收敛了许多，与人合伙拉起一支建筑设计队伍走南闯北，成为山东建筑设计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于这部分不吃体制饭的同乡，我们要说的是：他们治愈了读书人的软骨病，摈弃了小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生活因粗线条而变得奔放，思想因无束缚而变得自由，再也不用在上司面前战战兢兢，再也不用因权衡利害而优柔寡断，语言属于自己，无须再充当传音筒，行为属于自己，无须再扮演现代太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获得了一般公务员难以获得的人生自由。
然而，光环和掌声依然无法掩盖他们内心的痛楚，失落感仍旧会笼罩在他们身上。与那些皮肤保养的光泽如初的同龄相比，长期的辛劳正加快着他们的衰老。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已有心力不支之感。他们无法解甲归田，真正去享受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这并非完全是贪婪金钱的原因，张瑞敏声称他始终如履薄冰，比尔盖茨声称微软离破产不远，更何况此等匹夫。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竞争越来越残酷，资金、管理、公共关系维护和品牌形象维护，样样都得操心，哪敢怠慢？怠慢的背后是一双双发着绿光的狼眼，正欲扑上来将你撕咬。此外，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如何避免富不过三代的悲剧，这个沉重的问号使他们忧心忡忡。那些喝着可乐、啃着汉堡长大的后代，他们能接好交给的家底？他们是否将成为栋梁？他们受得了万般苦吗？对这个谜底。家长们观察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比如，孩子们崇拜梁朝伟远胜于崇拜杨立伟，热衷网吧的兴趣远大于读书的兴趣。
于是，商界人士们更不敢懈怠，无论生意兴隆还是经营惨淡，其工作的狂热程度几乎一致。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堆积的报告、邮箱的信件、无休止的电话便无情地袭来，你挺得住要干，挺不住也要干。每天的饭局必须参加，酒量必须见涨，应酬话必须得体，胃啊肠啊之类的五脏六腑必须做出牺牲。从饭局摆脱出来后轻松了吗？没有，也许一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仓库着火，或一个短信，告知小六子携带巨款不知去向。你心烦意乱，回到家后哪些心情与夫人卿卿我我，蒙头便睡。突然，床头又一个铃声急促响起……..
尽管他们像一个船夫，在不停地划呀划，但在威海经济圈内，青海移民还是掀不起大浪。其实，就经济发展的条件来说，威海提供的交易环境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还算公正和平等。众所周知的安徽人杨正权，转业后在威海靠买卖海参起家，在威海滩闯出了自己的品牌，牌子都闯到京城去了。还有些东北人、浙江人，当初怀揣几千、几万元就敢来威海闯荡，如今摇身一变，已成为地产大亨或商界领袖,这些案例均证明威海是适应外地人投资经商的福地。问题是：在威海经商的青海移民为什么未出现商界的枭雄？
有人说这是青海人不善经商、脑筋不活泛的缘故，有人说西部人自古以来就知道死守一亩三分地，有井底之蛙之嫌。这有些道理，但有失偏颇。
首先，青海人不善规划与运筹。有点积蓄之后，青海人便开始摆阔，非得邀几个哥们在酒馆喝它个天翻地覆。青海人喜欢凑热闹，故餐饮业格外发达，稍有点档次的饭馆必须几天前就预定好。人们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寻找各种该去去饭馆的理由：涨薪水、朋友生日、子女被高校录取、丈母娘的寿辰、晋升为小科长、卖中彩票中得五等奖等五花八门的事件都是很好的借口。但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普遍不高，许多家庭为此常陷入“前半月是新社会、后半月是解放前”的窘态。胶东人就不同，胶东人即便有钱也不敢乱花，孩子要结婚，结婚要盖房，盖房要气派，其家族的长远规划制定的巨细无遗。为什么青海人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善做长远规划？这与他们自古形成的宿命观有关：老天爷太变化无常，人是斗不过它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只能随意而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来世洪水滔天。众所周知，现代企业的运作，资金流的合理安排，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营销方案的精心筹划，都应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但青海人却不善此道。
其次， 青海人缺乏现代契约观念。在青海人看来，没有什么清规戒律能束缚住他们随心所欲的行为举止,但这恰恰是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致命伤。就单独的个人来说，让青海人千里走单骑，将一批商品从西部倒卖到东部，或者几个人入伙，在他乡开个兰州拉面馆，其经商能力不会比东部人差，但这仅限于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如果要做成现代企业，就得按契约办事，靠制度治理。但青海人生来就无拘无束，喜欢我行我素，他们厌恶外界强加的条条框框，喜欢凭感觉、凭意气、凭个人喜怒爱好行事.哥儿们合伙办个公司,像刘邦带着樊哙这帮兄弟打天下似的,想到哥们儿将人人有酒喝,有肉吃的风光,谁都乐意提着脑袋干,但真遇到行赏,封候的时候,别扭就来了,明明章程中载明按入股份额多少分红,但一旦开始分红,相互间不服气的争端便开始蔓延,全然不顾条文的制衡。
再次，青海人缺乏对事物的敏锐感应和细腻体味。中国西部，一派莽原风光，粗狂的山川养育着桀骜不驯的子民。在古代，吐蕃、西羌等西域各民族为争夺草地，为控制水源，部落之间的械斗从未间断，孩童们自生下之日起，就要接受斯巴达克式的军事训练，当草原的孩子正在练习骑马、摔跤、格斗、射箭的时候，长安城的孩童大概正从书房里传来背诵《三字经》的朗朗清音。这种剽悍好武的民族性格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一旦资源的消耗无法满足部落生存需要的基本底线，他们只能采取外延式的扩张，踏着铁骑驶向长安城，而从未考虑如何改良土壤，如何消灭鼠害，如何筛选优质品种等精耕细作之方式。这种粗放式的原生态生活方式，难以孕育人们对事物的敏锐感应和细腻体味。南人为什么是经商的高手？其最大的秘诀是善于从看似彼此不关联的现象之间发现机关，从而能敏锐地捕捉到北人不易觉察的商机。比较心智的细腻与悟性差异，南人中的温州人和北人中的西部人恰为两个明显的极端。
意识，决定了青海移民的目前生存状态，也只能是这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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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同学：您好！ 国庆长假过的好吗？明天毛微昭老师要来威海，我内心十分激动。他先是通过我在烟台的中学同学，其后又通过在太原的中学同学，最后通过王泽群知道我在威海，真奇妙，源于青海的缘故，要寻览我这样一个小混混，竟然牵动了杭州、青岛、太原、烟台，我们似乎都在寻找一个梦。
最近我也就是忙点菜油酱米之类的事，我真想多给您提供一些有关青海人的事情，但我发现目前我还无法静下心来收集资料。说心里话，我所怀念的是八十年代以前的青海，不知您最近去了一趟西部，有什么新鲜感受？
2008.10.21
竹子同学您好
新年过的好吗？是否去了青海？是否见到同学？
您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我能理解。2007年前，我是山东建行网站的“签约写手”，由于签约，每周都要向“金融视窗”等栏目投稿，写着写着，便口无遮拦，常常“胡说八道 ”，几次“橙色警告”后，双方的合作便告吹，现在即便投稿，也不再敢越雷池一步。
毛微昭老师最近提到了您。他说您们是本家，原先都在师院居住，他还说，他欣赏您的才华，他还希望通过我向您问好。他还说他对我们民院数学系77级出现如您我这样的理科同学居然对人文科学感兴趣表示惊讶，他还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回一趟青海。
有一天，我单位一位擅长写散文的笔杆子非要让我回答：你学数学的，为什么文章写的好？我说我算什么？我只是一个小混混，我有一个同学那才叫厉害，于是，我写了一篇《作家同学》（注：完全是抄袭东方竹子网的！），一周之内，点击率逾千。未经您授权同意，便自作主张了，不见怪吧？ 杨凡 2009.2.04
山东是什么地方
杨凡
是村长一声令下，村民们便推着独轮车投入淮海战役的地方
是只出孔子却出不了亚里士多德的地方
是给国家奉献航天事业杰出人物最多的地方
是出了个李清照，却不可能出余秋雨的地方
是永远让历代帝王称心、放心的地方
是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最少的地方
是不可能生产杨佳的地方
是即便冒出个范跑跑，他也不会四处张扬的地方
是天安门仪仗队挑选卫士最多的地方
是汶川发生地震，首先派出救援队的地方
是打东洋鬼子百姓最玩命的地方
是村民们对族长最俯首帖耳的地方
是最容易树立典范、榜样和楷模的地方
是行人拿着纸屑，四处寻找垃圾筒的地方
是人人自称“俺是正宗汉人”的地方
是异乡人身无分文而飘落在村头，也会有一个热馒头递来的地方
是诞生海尔、海信等经济巨人的地方
是小商人在酒场借着酒劲匆匆签单，但酒醒之后就后悔不已的地方
是单打独斗必将四处碰壁的地方
是三十年来从没有诞生齐鲁版“伤痕文学”的地方
是很少有人敢闯文学禁区的地方
是电视编剧挖掘传统伦理题材最丰富的地方
是难以出现阿凡提式人物的地方
是说出的相声难不易让人发笑的地方
是嫂子们一辈子伺候婆婆不敢怨言的地方
是男爷们一进家门便脱鞋上炕，立即招呼娘们端上洗脚水的地方
是公司老总出差3个月期间，车间地面仍然灰尘不染的地方
是小科长训话，下属也会主动在小笔记本上认真记录的地方
是领导想了解门卫小姨子的婚姻关系是否牢固的地方
是虽然青岛、威海等地被洋人占领过，但迄今古风犹存的地方
是只有一首《沂蒙小调》流传于世的地方
是极少见到在暮色降临的村庄，老人们围拢篝火旁载歌载舞的地方
是很多女人一辈子没有放开喉咙大声吼过、尽情唱过的地方
是几百年来大批流民宁肯纷纷涌向千里之外的关东，也不肯向近在咫尺的异国迈出一步的地方
是拥有五岳之中最尊贵、最令人敬畏、帝王们最喜欢前来祭祀的地方
是发生过义和团暴动、但却不太可能发生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太平天国起义的地方
是经常听说外乡人欺凌本地人的地方
是未
海象·孔雀·麋鹿
杨凡
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开山之作《国富论》曾描述：“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面包，并不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普通人手中得到回报……，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这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它构成了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其要义概括为三点：第一，人是自私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仁慈”）；第二，人的自私性表现为对个人直接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是为了从我们普通人手中得到回报”）；第三，人是理性的，故对直接物质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地促进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其作用机制为供求规律，即“看不见的手”。
萨缪尔森在教科书《经济学》中有一段论述则更加生动：“整个经济活动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自发地进行交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通过看不见的价格和市场机制得以协调。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多少鸡肉，货车运往哪里，以及超级市场何时开业。然而，最终当你需要之时，食品便会出现在商店里。”
以上精彩的描述，足以让人由衷地赞叹市场机制之美妙、之精巧。没有政府的强制指令，没有神仙的刻意安排，但在供求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协调下，一切都安排的井然有序。无论你需要什么商品，它都会主动地、殷勤地出现在你面前，让你心花怒放，只要你有钱，小轿车、计算机、肉禽蔬菜等等，转眼间就可以成为你所享用的物品。“看不见得手”如此之神秘，不禁使我想起一段典故：有人向牛顿提问“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配着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回答：是上帝。
作为曾经接受过理科训练的我，却对理性人假设始终持怀疑态度。众所周知，任何学科均以基本前提（欧氏几何的公理、会计学的确认和计量的一般原则等）为起点，通过归纳、演绎、推理等工具建立逻辑体系，总结出结论并进行检验。如果基石(大前提)出现管涌，则整个大厦（学说体系）便有倾倒之危，非欧几何、相对论的诞生，便是例子。就经济人假设来说，我认可前两点，否认第三点，其第三点看似合理，实则荒诞。人是有理性的吗？即便是有，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一定能带来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
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一书中，有个例子十分有趣：在争夺雌性配偶的战斗中，个头大的雄海象，犄角长的雄麋鹿和尾羽长的雄孔雀不仅显得孔武有力，较易赢得异性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在争夺交配权的战斗中取胜几率大。问题是，肥硕的体重，粗壮的犄角和修长的尾羽笨拙而迟缓，缺乏灵活，在遇到天敌时不易脱险，更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有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案可供雄性们选择？有。比如，开个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全体成员为了种群生存的全局利益，通过开展减肥运动，力争把体重减少一半，或按相同比例裁剪尾羽。这种方案不仅未改变力量对比，在遇到天敌时更容易逃生。这个方案会不会被雄性们所采纳？不会。大块头们只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的威慑力，小不点们则研究如何改善相形见绌的稚弱身躯，双方互不妥协。
这就是说，相对于个体而言是有利的行为，未必一定会对整体有利。
动物界如此，人类也不例外。
假如我是猪肉商贩，是个本分人，可我的猪肉就是不好卖。为什么？因为我的同行们大都往猪肉里注水，不仅获得了暴利，而且价格比我便宜，因此更能吸引顾客。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选择？当然了，良知告诉我，诚信经营乃立身之本，我应该守住道德的底线；时间也告诉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我坚持卖肉质鲜美的正宗货，终有一天，我的店铺前会门庭若市。问题是，我能坚持多久？从实力上分析，我是小本经营，三五天卖不动肉，家里人就要喝西北风。再说，我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其他同行的利益，我破坏了大家的潜规则，恐吓的语言不时传来，孩子在街头时常挨揍，家里的玻璃窗被砸个大洞等等，预警信号已经出现了。这是，我已战战兢兢，甚至担心在某一个月黑风急的夜晚暴尸街头。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良币不与劣币同流合污，干脆老子不干这行了；二是在屋檐下低头，变得理性起来，也往肉里注水。无论那个选择，最终结果是市面上优质肉荡然无存。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就是这个道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口号，听起来动人，但实现起来很难，所以，市场自发调节的功能并不是完美无缺。
进一步的诘问是：每个人自以为“理性”的决策、判断、计谋、规划等等果真都是理性的吗？如果理性存在的话，可信度如何测量？
心理学家曾做过著名的心理实验：有一场音乐会，票价200元，临出门前你不慎将一张电话卡丢失，这张电话卡的价值恰好也是200元，这时，你是否会重新买一张音乐会门票？
结果显示,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仍去听音乐会。可是将情况反过来，出门前丢失的是门票，
你是否会重新买一张音乐会门票？结果显示，85%的被调查者选择不再参加音乐会。其实，无论丢失的是电话卡还是门票，反正失去的价值都是200元，但给人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的决策、行为，很易受感受、情绪、周围人反应、心理暗示等非理性因素影响，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很难考量。
再说了，即便有些想法、判断和分析较为符合“理性”的标准，但实际生活中会因信息不对称、调查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实施。比如，外地的游客A女士到威海买韩国服装，她原本想做个市场调查，比如分析、研究威海服装市场行情、行业平均利润率、进货的渠道来源、同行的价格对比、质量的真伪等等，以便在此基础上接受一个合理价位，但她实际上难以做到，除非她下定决心花600元租金租间房屋，另外再掏出2000元本钱作调查费用，把威海服装市场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买一件80元的上衣打道回府。其实她不会这么傻，她的购买决策很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就被敲定。常常的情节是：这位女士看上了一件标价700元的韩国上衣， 但她想，这个价格肯定过高，于是砍价一半（她自以为这样做很理性）。老板说，不行啊，卖350元我赔死了。于是女士假装不屑一顾走去（步子故意迈得很快，但内心急切盼望老板的呼唤），老板也果真聪明，赶快应道“来来来，生意不成缘分在，瞧你好富态的面相，必是一个贵人，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半价就半价。”，于是双方又重新开始交易，恰好这时又过来一位B女士（这时,A女士已无心去判断B女士是托儿还是一个更傻的傻瓜），B女士惊讶地说“啊呀，这么好的价格，上次我在其他地方买了一件，和这一模一样，花了960元啊”，听到这句话，A女士反而有些慌了，她担心老板会反悔，于是匆匆掏钱，又匆匆离去。至此，我们的A女士甚至还洋洋得意：尽管因条件所限，无法判断这是否为最优购买方案，但觉得自己绝对理性，起码这是一个次优方案。殊不知，这件上衣成本价可能只有40元，而它的产地也许就在附近的温泉镇蒿泊村。
在另一种境况下，你的思考、判断的确有理性，对社会的影响也谈不上有害无害，但会十分滑稽。
凯恩斯所讲的经典例子（允许我适度加工），与囚徒困境、智猪博弈等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地举行读者选美大赛：有100张年轻女性照片，要你从中选出认为最漂亮的6张。
获奖规则是：谁的选择最接近全体投票者的平均偏好，谁就能获得大奖。
道理上讲，每个参加者都似乎应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比如，张三认为美就是林黛玉型，李四认为美就是杨贵妃型，王麻子也许觉得诸葛亮的老婆也很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参赛规则能否反映出大众的平均偏好。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有起码的智商，他会反复琢磨：这张照片我觉得是否漂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照片是否会引起其他参赛者的注意，他们认为美吗？为此，他要观察、猜测、判断，一系列的智力活动将在他脑海迅速展开。如果参赛者思路再开放一点，他会竭力回顾最近市井上开展的关于女明星的种种讨论，如有人说，赵薇很难说美，那双眼睛像水牛的眼睛，有人说，林心如也谈不上倾国倾城，普通的小家碧玉而已，又听有人说，唐代就以肥胖为美，说不定在别人看来韩红也十分的美丽。这就形成一种悖论：本来，组织者的意图是通过参赛者自己的“美”、“丑”判断标准，来公允地反映大众的平均偏好，但参赛者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赢得大奖），非常明智地、理性地隐瞒自身的观点和感受，将参赛活动演绎为一场投机、豪赌，这当然滑稽。
现实中发生类似的事件，不仅滑稽，而且有害。
某地级市年初提出的GDP增长指标是11%。第二年县官、镇官和乡官们如何上报统计数字，可是个大学问。本来，真实的经济状况他们心知肚明，能如实上报吗？不能！芝麻官们谁都舍不得乌纱帽。于是，开始相互探底、揣摩、比较，指标太低了肯定讨不了上面欢喜，指标大大高出11%好不好？，也不好。官员们可不傻，他们知道，玩弄高指标的游戏猫腻的成分太明显，上级不会轻信，且易遭到同僚们的讥笑。最终博弈的结果将是：A县GDP指标10.88%、B县11.20%、 C县10.95%、D县11.62%......，汇总结果：该地区GDP增长指标11.45%，既不保守，也不冒进，从下至上，皆大欢喜。
假如有一个独裁者要发动一场战争，却又假惺惺地做出要证询民意的样子，请来了几个乡绅、族长之类的遗老，乡绅们早就知道，这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如果自己的意愿违背圣旨，将落得个株连九族的下场，尽管战争一旦发动起来，宁静的生活会被打破，尽管自己的儿孙可能要充当炮灰，尽管各种税赋会变本加厉，但是违背圣旨会立刻人头落地，是一个必然事件，而一旦战争发动起来，家破人亡的惨剧未必能落到本家族的身上，是一个概率事件，再说了，通过游说、行贿等手法打通各个关节，说不定还能免了兵役。遗老们都很精明，成本效益的分析十分娴熟，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圣上啊，您真英明，吾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果真如此，就是灾难。
至此，你难道不会对理性人假设中貌似严谨的“三段式”推理产生怀疑吗留下关于大海的传世之作，但却拥有千里海岸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