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
竹子点评：当年爸爸做为三五级的班长，带领全班因老师毒打学生而罢课，若不是姚校长支持爸爸，那爸爸的命运可就改写了。
当年，爸爸初中还没有毕业，国民党九十八军败溃紫阳，住在紫阳中学。姚校长识破了国民党九十八军想将学生拉军的阴谋，命令爸爸带学生连夜从从不打开的学校北门逃走。若没有姚校长的英明，爸爸的命运可就改写了。
国民党九十八军败撤紫阳后，姚校长对返校的爸爸和陈定敏说：你们不是一心想上学吗？现在解放军55师军干校正在召生，你们可去报考。于是便有了紫阳中学三五级班长毛高畴带领一百多名大巴山美少年出深山。若不是姚校长指路，毛高畴可能会困在大巴山深山，凶险多多，那毛高畴的命运可能又改写了。
姚宜民一直一直是爸爸毛高畴最尊重的师长。可是这位师长在文革时却被人起坟砸碑，真是令人长叹不已。
《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643～1659页
一、发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
此时，中国共产党安康专区委员会（简称地委，下同）、安康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下同）及各县中共县委、县人委（政府，下同）的主要负责人，正集中在石泉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25日，地委召开第二十六次常委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5月30日，地委第二十七次常委会议继续学习。会后，专署召开干部大会，声讨所谓“三家村”（即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作撰写的《三家村札记》，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继之逐级传达中央通知，发动群众参加运动，号召采用大、小字报等形式批判，并要上挂下联，揭发批判本地区、本单位的“黑线人物”。
5月31日，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社，6月2日人民日报社就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受此煽动。在安康专区一些中等学校学生首先起来“造反”，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受到大字报围攻和点名批判，专、县一些文化单位也全面开展对“文艺黑线”的批判，一时间教学秩序大乱，领导干部及艺术骨干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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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地委召开第二十八次常委会议，决定6月5日召开全区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7日，地委召开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决定：①向安中、安师、农校、秦剧团、报社等五个单位派驻工作组，试图对出现的混乱局面加以约束，保持党组织对这些单位运动的领导；②学校暑假期间，由各县把初中、完小、普小教师集中起来开展运动，高中停止上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搞半日制。同时，地委和各县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负责对运动的指导、协调。工作组进驻的单位，虽然对制止乱揪乱斗起了一些作用，但混乱局面仍在继续发展。
7月下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和中共安康地委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的决定，全区各县以县为单位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全专区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四千五百多人，加上工作组成员共六千余人。在“左”的错误指导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煽动下，许多教师遭受大小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剃“黑线头”，拳打脚踢“触灵魂”，人格受到侮辱，有的在极度紧张、恐怖和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自杀身亡。
暑期教师学习会于10月下旬结束。据安康、石泉、紫阳、平利、岚皋等县统计，有名望、有才干的教师60%～70%遭到揪斗。全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的教师共636人，受到错误批判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
二、“红卫兵运动”、破“四旧”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规定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进行揭露和批判。接着，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自上而下地掀起“红卫兵”运动。
8月9日，中共安康地委召开第四十次常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派出的工作组停止活动，对群众的行动不再表态，对批判、挨打要有思想准备。同时决定，地委领导运动，专署领导生产。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专区和各县四百余名红卫兵代表赴北京接受检阅。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口号。在这种口号鼓动下，从8月开始，安康专区和各县26所中学“停课闹革命”，不久，小学也全部停课。
这时，地委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正常轨道，但不仅未能见效，反而大批判和造反浪潮不断升温，以致于把造反矛头直接指向了专、县党政领导，使许多领导干部很不理解，陷入迷惘。
8月23日，安康专区、安康县人委和城关镇联合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后，按“十六条”精神，各机关、单位、学校，迅速成立了以党组织主要成员为核心的“文革筹委会”，同时，先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遍发展起“红卫兵”组织（即后来称之为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嗣后不久，专区和各县又仿照北京的作法，把“红卫兵”运动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农村、厂矿企业。
此时，由于受“血统论”影响，学生中以家庭经济成份划分出所谓“红五类”、“黑七类”，是“红五类”者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而凡是属于“黑七类”者，应当靠边站。从而在学生中又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和混乱。
与此同时，“红卫兵”到处串连、造反。在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讲话后，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波及安康专区。“红卫兵”以好斗的姿态，在机关、商店、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大破“四旧”。一时间，全区从城镇到农村，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查抄，大批珍贵文物、玉器、书画、碑石等被砸毁、焚烧，乃至劫掠，不知所终。位于安康、岚皋、紫阳境内的双溪寺、香溪洞、笔架山、擂鼓台等多处寺庙、人文景观和雕塑被捣毁，无人敢禁。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安康师范退休教师陈兆枢，家中所有藏书及文稿被抄掠无存，本人也惨遭摧残，含冤而死。已故原安康县政协副主席李振滋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姚宜民的坟被抄、碑被砸。石泉县政协副主席、省第三届人大代表陈继先，平利县爱国人士、副县长范幼文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北京大学“红卫兵”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安康，各中等学校的“造反派”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工作组，因此，地委和各县县委所派驻各学校和文化单位的工作组都被称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反复做检查、接受批判后全部撤销。接着，安康农校学生揪出校长黄守中和专署农业局局长、老红军薛子云游街，并到地委、专署“造反”，开了安康专区揪斗所谓“走资派”游街的先例。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使学生自发进行的大串联活动，正式由中央做了肯定。同日，安康专署、安康县和城关镇一千两百多名干部、群众在安康电影院召开声讨大会，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陕西省、安康专区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地委机关开始受到冲击。
9月12日，专署召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行政会议，专题讨论了专区各中等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解决的经费问题。主要是随着全国开始的学生大串联，本地专、县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成立战斗队赴北京等地串联“取经”，外地学生到本地串联“传经”。为适应运动形势，地委和各县都设立起“文革接待站”，解决学生的吃住和交通费用等问题。
三、“大串联”、“红海洋”
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开始，本地一批又一批中学生“红卫兵”，先是徒步，后是乘车船赴北京等地串联。外地的一些大中专学校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安康各县串联。9月中旬，首先是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南下造反团”来安康煽风点火，他们与本地“红卫兵”一起，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县党政领导机关。一时间，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安康城区，大、小字报和大幅标语铺天盖地，市面纸张脱销，“造反”吼声甚嚣尘上，火药味日渐浓烈。
9月15日，安康师范学校外出串联的一批学生，在西安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誓师大会”，回校后成立“红旗战斗队”及“东方红红卫兵”，以区别文革筹委会“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由于大规模串联活动的开展，学生与学生、群众与群众开始互相碰撞，从安康城区到各个县城所在地出现了围绕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的面对面的辩论，互相指责，昼夜不休，在成千上万人辩论中，“造反派”以观点的异同开始分化与组合，显露出了两派对立的苗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造反派”勒令地、县领导，限期使各个县城、街道“语录化”，用黄底红字或红底黄字，把墙壁、门板都写上毛泽东语录，凡要道十字街口，都要竖起巨幅语录牌，以造成“红色海洋”，“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在“造反派”的压力下，9月27日，地委领导传达：“省委提出要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庆节，发动各机关、单位、商店等，把原来的大字报刷掉，写上《毛主席语录》。”这样，在几天之内，安康及各个县城很快形成了“红色海洋”。与此同时，安康师范“东方红红卫兵”勒令地委，凡开会发言、起草公文、书写便条、来往书信等，均需“带着问题”引用《毛主席语录》。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时尚。
四、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形成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依仗毛泽东的威望，指名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安康城内很快贴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幅标语。10月15日，地委门口出现了“炮轰安康地委”的巨幅标语和“炮打安康地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59张大字报，紧接着“造反派”将地委领导揪出机关大门外，并架起高音喇叭，令其回答问题达两小时。11月5日，安康县城区街道首次出现“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头子”的大幅标语，后来又出现“刘澜涛（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大叛徒”的大字报。
13日，安康各中等学校“造反派”成立“安康专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争锋相对于9月份成立的“安康专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各自下属若干个“战斗队”，首先组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相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
此时，全区主要城镇从大街小巷到许多居民家庭，仍然就某个“事件”或对某个领导的态度问题，围绕“革”与“保”的问题昼夜辩论、指责和谩骂，致使一些同志、朋友，甚至亲属之间因辩论反目成仇。人们完全卷进了混乱的漩涡。
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决定在农村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生即纷纷去农村串联，“造反”之风迅速波及全区农村。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工厂的“造反”组织也纷纷成立。
1967年1月1日，“安康专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指挥部”（即后来的“工总司”）成立并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出现了“造反派”争相游行示威之风。
此时，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乱揪乱斗地、县领导干部，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地委、专署及各县县委、县人委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时称“后院起火”），并轮番揪斗、批判“当权派”。与此同时，“造反派”之间既互相指责、谩骂，又不停地显示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因而更凶狠地批斗“走资派”。
1967年春，在所谓过“革命化春节”口号下，安康专署“造反派”于农历腊月三十（三秦记注：即1967年2月8日）清晨，把专署及各委、办、局“当权派”集中在机关大门外，并给每人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糊涂浆子官”等所谓“罪名”，令其逐个报出“罪名”和姓名，在大庭广众中“亮相”，进行批判和人身攻击、侮辱。接着，地委的“造反派”亦照此办法和“当权派”搞所谓的“拼刺刀”。同时，在社会上，不同观点的“造反派”之间，从互相口头指责逐步发展到围斗、殴打、绑架、抄家，凡发生打砸抢事件，便指控是“走资派”幕后指挥，“要求惩办凶手”，“勒令解散××组织”、“××组织滚出山城”之类的标语、传单席卷各个城镇。
至此，专区及各县党政领导一律“靠边站”，任“造反派”处置一切，“进驻”、“接管”均成为“革命行动”，报社、广播站、邮电局、电厂、水厂等重要部门、企业，均在“接管”之列。同时，农村的围斗事件也不断发生。总之，全区城乡只有一件大事在干，就是“造反”，只有一首歌在唱，就是“造反有理”，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就是接受批斗。
8月7日，国家公安部长谢富治为了迎合林彪、江青等人，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主张，全国公安、检察、法院等专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无法履行正常职能。
五、“夺权”、“三支两军”
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章，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掌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安康的机关、单位内的“造反”组织，联络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其中更复杂的是“造反”组织以不同观点形成的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在夺权上，单位夺权，你夺我也夺，揪斗当权派，你揪我也揪，把夺权与揪斗作为“革”与“保”的界线。地、县领导终日被监视。
1月16日，安康专区骑车运输公司“造反派”揪斗党委书记、老红军童玉川，首先夺了公司党政大权。19日，巴山机械厂“造反派”夺权。接着《安康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成立“临委”。《安康日报》由“临委”主办的《新安康日报》取而代之。此后，一个个机关单位、厂矿直到街道居委会均相继被夺权。各派“联合”夺权，制造打倒“走资派”的内战，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从表面看两派势不两立，而打、砸、抢、抄、抓、揪、斗，则属一致，一派更比一派凶，一次更比一次狂。此后，专区及各县党政机关全面陷于瘫痪。
1月29日，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南下造反团”和安康一派“造反”组织，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时称“一·二九大会”），“勒令地、县领导在大会上检查错误，批判‘刘邓路线’，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会后，地委书记韦明海，地级各部门和安康县中层以上领导等183名干部，以及一些街道居委会主任等被揪斗游街示众。与此同时，另一派也不甘示弱，于2月12日，同样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时称“二一二大会”），揪斗地委、专署及一些部门领导干部。大会开始不久即被以“假批判、真保守”而冲散。至此，安康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和各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内，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管地方党政机关被夺权后的事务。在公检法机关瘫痪后，又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对专区及各县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以及专区邮电局、气象站、体委实行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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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混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
六、跨行业“造反派”组织的出现
[1967年]2月至3月，安康各“造反派”由分散、小股，由以学生为主体到工、农、商、学、文、卫等联为一体的跨行业的两大派形成。即以黄必智为头头（司令）的“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辖八个“总部”、十二个“兵团”，后增设“政治委员”和多名“副司令”；以焦建国为头头（司令）的六大“造反司令部”和“安运司”的联合体（简称“六总司”）。两大派分别上联西安，下联各县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结成了“风雨同舟”的各自完整的组织体系。
专区和各县两大派为争夺“真正造反派”头衔，先后在县城所在地体育场或公共场所召开批斗大会，竞相揪斗专、县领导，而且往往是批斗会前后总要伴之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对立派摆姿态。
6月初，中共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又被诬为“自首变节分子”、中共安康县委书记高世宏被诬为“特务分子”，分别遭到专、县两派“造反”组织的残酷揪斗，搞“喷气式”游街，时任安康专署巡视的李道夫，已是白发苍苍，也被诬为“自首变节分子”同时被揪出陪斗游街。
七、武斗
1967年7月，林彪、江青派王力、谢富治到武汉，制造了闻名全国的“七二○事件”后，武汉、开封、郑州的“造反”组织，先后派人到安康搞所谓“经验交流”。安康“造反派”仿照外地做法，以活人装死人游街，向军方静坐要挟。
7月23日，江青在向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安康武斗急骤升级。在安康县城区有“武工队”、“夜老虎”队出现，私设公堂、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深夜绑架、暗器伤人等卑劣行径屡见不鲜。并由少数人动拳头、石头、棍棒、暗器，升级为成批成帮的头戴柳条帽，手持刀矛、钢筋棍，用大卡车载人搞武斗。两派均将对方视为“敌人”，施以“专政”手段。
“八二○”，是安康两派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代名词。8月19日，“六总司”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手持棍棒、钢钎，彻夜围攻地委、专署两栋办公大楼，打伤干部百余人，砸毁了办公设施，抄了档案室，抢走了部分档案，并把打伤的干部押解到军分区向军方施压，未果，后被“红三司”六兵团将受伤的干部营救到农村，由此拉开了安康大规模武斗的序幕，迫使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
从此开始，“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撤出城外，控制农村，形成“红三司”包围“六总司”的态势。两派各自建立了武斗指挥班子，并迅速与各县相同观点的派别武斗组织扭结，同时向西安、北京派出联络站、上访团，同全国各地“造反派”挂钩。
武斗期间，安康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和“支左”部队的军械弹药，各区民兵的武器，均遭抢劫。从8月23日起，武斗人员开始真枪实弹向对方射击，互有伤亡。武斗战场以安康县城为中心，波及其他各县，并有宁陕、石泉、紫阳、汉阴、平利等县武斗人员直接投入了安康城区和汉阴草沟等地的武斗。称之为“八县联防”、“九县联防”，乃至与省内西安、汉中、榆林及外省的武斗组织联络求援。在武斗过程中，两派动用了迫击炮、机关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以及自制的装甲车和飞行炸药包。最激烈时，一派在安康、汉阴等县还非法私设电台昼夜向上呼救，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一派私设电话总机5部，控制单机1340部，在武斗前沿架设专线指挥武斗，造成安康城区电话中断5个多月。
1968年4月4日，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开始以后，安康“红三司”把“六总司”的大部分成员围困在安康老城内。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的“造反派”为了声援被围困的同一派组织，在石泉成立了“西线指挥部”，并从石泉向汉阴、涧池、恒口发动了多次进攻。他们占领汉阴县城以后，接着又攻下涧池镇，在返回汉阴途中，为防止对方追击，炸坏李家沟小桥。此后又发动了攻打恒口的武斗。在返回汉阴的途中，在老孔桥台的起拱处安放炸药起爆，使建成不到三年的石拱桥瞬间成为一堆废墟。毁坏两座桥梁，不仅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汉白公路交通严重受阻。直到1968年10月才恢复通车。
由于安康武斗愈演愈烈，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8年4月12日，周恩来指定安康两派各派三名主要负责人（一定要一、二把手）到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指示，要求立即前往省军区赶赴北京。4月13日，周恩来再次指示，安康两派赴京代表由原来各派三名增加到五名，立即停止武斗，保证代表安全，火速赴京。陕西省军区和安康驻军为贯彻周恩来指示，接着向两派发出了五次紧急呼吁，要求两派无条件停火，并就代表赴京问题进行协商，但安康武斗不仅不止，且安康城内群众口粮供应告紧。面对这种局势，中央于4月17日和18日，两次由陕西省军区转给两派电报，要求两派立即无条件按周恩来指示办事，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弹药，并指示两派必须协助安康县直属粮库和米面加工厂军管小组，切实做好群众的口粮供应工作。同时强调在19日下午7时前全面停火，进行谈判，但由于两派头头一直热衷于无休止的争斗，无视中央领导指示，赴京问题一拖再拖，谈判代表终未成行。
在多次指示无效的情况下，中央遂于4月23日派来两架直升飞机，将两派和军方代表接到北京，由中央主持，于24日达成停火及供应粮食协议。然而，由于两派头头已被派性搞得利令智昏，竟均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即被撕毁。从4月27日到5月初，安康武斗仍继续激烈地进行，先是各种枪弹向安康老城倾泻，随之展开面对面的厮杀。5月9日，周恩来第三次发出指示（时称“五九指示”），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这时两派虽发出了停火命令，但到5月11日下午6时，大规模武斗仍继续进行。所谓“打一场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打一场人民战争”等口号相继出笼。
在安康老城将毁于武斗之际，省革命委员会于5月25日，派出以省革委会副主任身份的西安一派头头马希圣，带领8人，乘飞机来安康，介绍信虽写着“协助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对陕西安康的指示，商谈制止武斗”，但实质上采取了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不仅未解决安康武斗问题，反而对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八、8163部队来安强行制止武斗
安康武斗，有禁难止。在中央和周恩来三令五申，以及省、地驻军反复做工作仍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68年6月2日，决定由兰州军区派中国人民解放军8163部队来安康，与安康军分区、总字282部队和各县人民武装部一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两派头头摄于部队强大的压力，武斗气焰有所收敛，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
7月1日，由驻安康的8163部队、282部队和安康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重新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加强对安康混乱局面的控制。
7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了毛泽东亲自圈阅的《七三布告》和《七廿四布告》。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驻军向两派头头做了大量工作，举办学习班，两派才公开表示愿意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停止武斗，使全区社会形势逐步趋于稳定。随后，调集两大派头头到西安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经过两派代表协商，于8月27日达成进一步全面、彻底收缴武器，实现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协议。
武斗，使安康地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仅据安康县统计，总计死亡922人，其中武斗中死477人；发生乱打滥杀事件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最多打死30余人，在一次非法审讯中活埋13人。安康城区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城墙8352立方米，市内水塔被炸毁，县档案大楼被焚，炸毁学校53所，烧（炸）毁工商局、外贸局、工厂等国家单位57个，3431间民房化为灰烬。据全区财政决算统计，1967年至1968年两次大规模武斗，导致财政收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逐年上升变为连续四年的大幅度下降，同“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相比下降30%。另据武斗严重程度仅次于安康的紫阳县统计，1968年5月以后，紫阳县的“二六派”先后在县城和其所控制的地区，大肆搜捕、杀虐未逃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对方武斗人员家属以及“地富反坏分子”，其中被野蛮残杀的约400余人。
九、专、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8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报《关于成立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9月3日予以批准。9月6日，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安康县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原地委、专署和地方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统由专区革命委员会取代。在革委会下设办事组、生产组、政工组、政法组，办理日常工作。
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由124名委员组成。其中：群众代表74名，占59.7%；军队代表16名，占13%；地方领导干部代表22人，占17.7%；其他12名，占9.6%。常委会由41人组成，其中军队代表9人；干部代表8人；群众组织代表24人。革委会主任魏新民（军队干部），副主任16人（军队4人，干部3人，群众组织代表8人，暂缺1人）。分别是：军队代表韩九和、耿福昌、张文彬、王新芦；干部代表刘涛、孔芳修、张玉轩；群众代表有焦建国、黄必智、邓金尧、王星五、杨汉义、张文元、王福生、阎敬勇，使一批靠“造反”起家、靠武斗发迹的“造反派”头头进入专区革委会及其领导机关。此后，随着“三支两军”人员的撤离，干部政策的落实，一批地方领导干部重新工作，专区革委会领导机构中的地方领导干部比例逐渐上升。
9月18～19日，安康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中央“七三”、“七廿四”布告和促进县以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问题。会议认为：“两个布告”的贯彻，停止了武斗，上交了大批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解散了专业武斗队；交通、邮电基本恢复；到1968年9月8日，全区10个县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会议要求继续贯彻“两个布告”精神，在国庆节之前，各级革委会要全部成立起来。到10月31日统计，共收缴各类枪支7682枝、各种炮188门、各类子弹231456发、炮弹2064发、手榴弹64368枚、炸药2745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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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1日，根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
十、“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安康专区革委会成立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即所谓“斗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专区革委会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按照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部署，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提出要彻底解开专、县、区、社机关所谓“阶级斗争的盖子”。
1968年10月，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将原地委、专署各部门和公、检、法机关以及部分事业单位干部职工800余人集中到安康县恒口蚕种场，成立“五七干校”，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斗、批、改”。
运动开始，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段受过冲击的各种人，又被重新“清理”，而且问题越清越多，越清越大。“清队”中把原地委、专署党政系统的大批干部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列为“专政对象”。同时，各县也都以县为单位举办“三原”（原县委、县人大、县公检法）学习班。全区在“清队”和“斗、批、改”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的干部被开除公职，有的被迫害致死。
其中比较大的案件，有白河县1969年“清队”挖出的所谓“两点一线”、“二套黑班子”、“地下工作组”、“颠覆红色政权”、“反革命翻案妖风”等五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九种人”，共涉及573人，其中国家干部306人。
岚皋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国民党反动组织时，采取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大搞系统化、扩大化，挖出的所谓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骨干”800多人，汇编成册，上报省、地机关，下发全县各公社，号召群众深挖猛批。其中有本县和在外地工作的国家干部职工150多人，因此而受到开除、清洗、关押和戴“反革命”帽子的就有105人。
旬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认定的“反革命集团案”有52起之多，受牵连而致死的有关人员共33人。
安康县革委会举办的“三原”学习班，名为“斗私批修”，实则整干部，为“纯洁组织”扫清道路，搞逼供信，采取“上挂下联”、“打活靶子”、“轮番轰炸”等手段整顿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一般干部。用抓“三条线”（叛徒线、特务线、反革命组织线）的办法，清出所谓“叛徒”398人、“特务组织”35个、“特务外围组织”7个、“特务分子”1486人。
到1969年3月，县委各单位挖出67个“反革命组织”，一时间“敌人”如麻，人人自危。据1969年底统计，全区被揪斗人数超过1.1万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00余人，其“狠狠打击”的程度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林彪为攀登权力高峰，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全区城乡，特别在“五七干校”和各种学习班内，把人们的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宗教蒙昧境地。“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贴忠字花”等活动，形同宗教仪式。如跳“忠字舞”，人人必参加，否则会被斥为态度问题，有的老同志尽管动作迟钝，也要跟着跳，结果体形动作千奇百怪，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4月，在全国“迎九大”期间，本区城乡的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人们开会、办事、吃饭、睡觉，工人上班、农民下地都要带《毛主席语录》本、唱“语录歌”，以形成“家家升起红太阳，处处设立宝书台”。在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忠，言行稍有不慎就受惩罚，全区城乡因此都程度不同地制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在后来的拨乱反正忠均得到平反。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当时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重大政治意义的新生事物。
从1969年1月开始，安康专区各中学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绝大部分走向上山下乡的道路。甚至还有很多非应届毕业生，有的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去“上山下乡”。其具体形式，大部分为集体到农村生产队插队锻炼，称“插队青年”；也有本乡本土的学生回到自己所在生产队劳动锻炼，称“返乡青年”。
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几年中，全区城镇中学共有23.4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培养的断层。到1970年代末，这些知青绝大部分都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陆续返城安排了工作
与此同时，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时称“五七指示”），全专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
从1969年底开始，专区及各县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1655人被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有少数人仍留在“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和体验，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实施中，虽强调老弱病残者除外，而实际上下放劳动时，年逾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各种慢性疾病的体弱人员，几乎一个没有留下。
此期间，按照中央推广甘肃惠宁居民下放的经验，大批城市妇女和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在知青、干部下放劳动的“启示”下，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纷纷被整家整户地下放农村插队或迁回农村原籍。几年中，专区各县到农村落户城镇居民2669户、15129人。
事实证明，这种“左”的做法，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多数居民在农村无法从事生产和安排生活，困难重重，不久又都纷纷迁回城内。
十二、“一打三反”、“批林批孔”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随后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由于运动同样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也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安康县在“一打三反”中，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竟然违背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判处起义人员雷云棋（原国民党安康自卫团副团长，起义后曾任安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专署建设科科长，[是]陕西省第三届人大代表）死刑，把起义说成混进革命阵营，把“造反派”逼他交出的健身剑、望远镜，说成是武斗工具，说他支持武斗，以“武斗黑手”的罪名被冤杀。与雷云棋同时被错杀的有张开印（原安康专署未到职专员，解放后，省上作为统战人士安排到安康专区任航管局副局长、安康县政协常委）。雷云棋冤案由安康县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7日宣布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昭雪。张开印亦于当年平反昭雪。
与此同时，在“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过程中，从4月份，由军宣队、工宣队主持，在安康张滩中学举办武斗中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居民房屋的狂轰滥炸事件学习班和纵火烧房人员学习班。无论地、县单位，凡与上述事件有牵连的人，均必须参加，一边学习，一边讲清楚。其目的主要是把事件查清，把主要责任者查清，把损失查清。同时，对武斗中的杀人案件，成立专案组查清，在此基础上，依法惩办了一大批确有打、砸、抢、烧、杀罪行的犯罪分子和武斗狂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纠正“左”的错误。10月中旬，全区首先层层向全体党员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仓皇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文件。随之，地区革委会按照中央部署，结合批林整风，决定全区派出2174名脱产干部和2364名农村积极分子，进驻15%的后进社、队帮助整顿，开展“三批一清”运动（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坏人）。1972年2月19日至3月11日，中共安康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批林整风”会议，在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基础上，对照毛泽东“三要三不要”（即：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然而，1974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运动大反所谓“复辟回潮”的煽动下，3月13日，在地委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上，进入地区革委会班子中的造反派头头，乘机攻击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要求为其“平反”，伸手要官要权。地委迫于内外压力，于7月24～31日，再次召开“批林批孔”会议，提出落实所谓“文革积极分子政策”，对处理过的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造反派”头头又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有的还委以重任，再次造成各级领导班子严重不纯。
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被“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从实际工作中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同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在这期间，中共安康地委重点抓了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工作，对那些长期闹派性和“懒、散、软”的班子，屡教不改的干部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调整；同时，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全区形势初有好转，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开始回升。
十三、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人民无限悲痛，但江青反革命集团百般阻挠，不让正式举行悼念活动。而全地区人民群众仍自发通过各种方式，如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等，表达对周恩来的哀悼之情。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一再兴风作浪，妄图借机篡夺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权力。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毛泽东“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到3月以后，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不通，实际上未能开展起来。
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天安门广场事件在全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出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行动，然而，少数“造反派”头头却与“四人帮”遥相呼应，在社会上造出了“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就是要做官”等奇谈怪论。
8月，按照中央要求，继续安排大批判，其主要指向是批所谓“三株大毒草”，即邓小平1975年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案）等三个文件。由于人们看不出“毒”在什么地方，批判始终开展不起来。
9月，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的几个“造反派”头头借召开地区革委会第十五次全会之机，攻击地委“打击新生力量”，提出要“掌实权”，“进地委常委班子”，妄图篡夺地委领导权。对此，地委大多数领导成员进行了坚决抵制，使这些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直到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从而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
1977年6月7～14日，中共安康地委在宁陕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地清算“文化大革命”帮派活动，对地直单位参与帮派活动的30余人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会后，全区各县根据不同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点事、重点人的问题进行了清查。通过清查，全区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共清理出150多名帮派活动严重和犯有打砸抢罪行的干部。
1979年春，中共安康地委和各级党委开始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对“文化大革命”中3000多件冤假错案进行了认真复查和平反，恢复了157人的党籍和1418人的公职，妥善处理了被迫害致死的114人的善后问题。同时，还落实了党的统战、宗教、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从此，安康地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全区经济建设出现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过程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然而，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多年受党教育和优良传统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兴衰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并以各种形式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在这十年中，安康地区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工业生产方面，建成了一批以电力、丝绸、燃料、制茶等为主体的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发展地方工业的基础；在交通方面，从1970年起，每年投入数十万民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铁路工程局，参加修建阳（阳平关）安（安康）、襄（襄樊）渝（重庆）铁路。两条铁路先后于1971年和1972年建成通车，分别通过安康地区102.5公里和264公里，大大改善了全区交通面貌；在农业生产方面，每年有数十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成了一批基本农田和水利工程，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粮食总产在上下波动中有一定程度增长。“文化大革命”中，虽然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但是，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
